本帖最后由 崔后明 于 2018-8-19 23:42 编辑
让历史回到我们身上
——北京青年诗会主题讨论“成为同时代人”发言稿
昆鸟
大概半年前,大家一块讨论第二届青年诗会的主题,王炜兄提到阿甘本的《同时代人》,认为可做一个很好的主题。因为我也一直很在意写作者、写作群体的时代意识及历史面目的问题,所以很赞同。青年诗会的命名本身,其实就有着年代意味,“青年”一词本身也有一种历史判断意味,这种判断对个人来说不宜做太多要求,但对青年诗会这样一个组织平台来说,却是无法回避的。
但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理解是比较形而上的,他是把“同时代人”作为所有历史时刻中的人所可能选择和面临的一种相似的位置、处境展开其讨论的,因而是一种非历史的理解。而我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具体历史情境,所以更愿意把“同时代人”理解为一种历史意识。所以,我建议在这个词前面加上“成为”两个字(在阿甘本的论述中,本来也就有这个说法),让这个主题变成一种吁请、邀约和期待,并让讨论获得一个开放的边界。
事实上,阿甘本《同时代人》中所谈的问题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同时代人”那种在面对时代状况时的不安、疏离感自古就有。汤显祖所谓“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其实就是“同时代人”的极端症候,这句话不可读作狂态,而更应该是一种悲怀,一种当下悲怀。而正是在这种当下之中,才有历史的生成。对所有既往的历史来说,“我”就是陌生,并必然承受全部的异在和孤独。
同时代人首先意味着一种对时代的总体认知和判断,然后才可以说自己是“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会到历史中寻找某种时刻,以便与之对应。而对文学来说,时代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每个时代都不是吃素的,都是最好的时代,也都是最坏的时代,只看你有没有能力领受它的力量。艾略特谈过对时代的“承受”,其实和阿甘本所说的在“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阿甘本在表达上更讨喜、更文学化。
然而,“同时代人”通常又意味着对“他”时代、“异”时代的在意,他们不是在等待弥赛亚就是在追怀已经存在过的“黄金时代”,当然,这种追怀最终指向了某种未来。如果不是对古希腊的心慕手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不想过多地在学理上纠缠“同时代人”这个概念,叠床架屋,而更愿意谈我们所处的当下,以及历史意识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要判断当下,感知当下的力,不得不借助历史意识,它会扩展我们的神经,并增强其感应能力。艾略特说得很清楚:“对每一个诗人来说,25岁以后,历史感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诗人来说,他需要在整体诗歌进程之中确定自己的坐标,而其创作之生效,也必将有赖于此。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或隐或显的谱系,每一代的诗人也都应该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我要说的位置,不是说上位的意思,我们得摆脱靠造反上一代来上位的思维。历史位置对我们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任务,说大一点,乃是诗歌使命。而我们的历史处境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羞于谈论任务与使命。但使命并不是某种主动选择的结果,使命不是人设定的,也不是人选择的,它天然地降临在每一代人身上。所以使命绝不是诗人自命,自圣者不足以言使命。没有任何的使命是独加于一人的,它是一群人的共同命运。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聊关于总体性判断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总是在回避的问题。我们总是在试图获得免疫大话语的能力,但到最后却造成了另一种总体性判断,那就是对大话语的全盘拒绝。这种拒绝已经成为当下最官腔、也最实用的套话、托词。唯恐自己不边缘、不小众、不是多元中之一元,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当下,也就是光昕所说的“布朗运动”。
事实上,这种对多元的迷恋中暗含鸡贼,那就是老子自成系统,你的判断标准跟我无关,所以,每个人都是天下第一,我当然也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话,写作还怎么谈?而最终的结果是,精神强度的标准、审美的标准、文化的标准,所有的标准都失效了。而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再也无法获得一个面目。拒绝总体性判断是一个陷阱,它是上一代人在造反时所使用的策略,对我们而言却已成罗网。
另一个历史现实是,这一代的写作者往往很难辨清自己的亲缘关系。首先是布朗运动使我们的兄弟关系瓦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确认父辈。中国诗人又一次陷入了集体的身份迷失。这种迷失从70后诗人就开始了,他们接手的,是“第三代”诗人在语言狂欢之后留下的美学哄乱。第三代打碎了朦胧诗的地基,自己却没有夯定一个地基,相反,他们使地基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东西。从70后诗人开始,中国诗人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出发点,但我们找到了什么:第三代的美学碎片(跟着某一流派、系统继续跑)、个别西方诗人的荫庇、某一偏僻传统的唾余、神头怪脑的文化废矿,让诗歌现场看起来从没像今天那么热闹。
若论读书和各类资讯的获取,我们比前面几代新诗诗人条件都好。但如果消化能力不行,疯狂的汲取只能让人腹胀,一张嘴就是腐肉味。严重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表达自己,无论在诗歌中,还是言谈中,这是更恐怖的失语症。我们不是说不出话,而是说出的全是别人的。我们当然不能拒绝任何经典作品,但必须弄清楚的是,这些作品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五四时期,中国白话诗初创,中国诗人学西方,那是中国变成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诗人对自己是谁,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明确的。但我们呢?此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多次复古运动,但每次的复古都是为树立一种新文学努力,更好地表达自己,而如今我们所见的复古实验,很难有能力激活某一传统的,而是成了一种纯粹的趣味。
而趣味是无法支撑文学的,文学的成立,仍然脱不开价值设定。而我要谈的另一个历史境遇就是,趣味、审美主义统治了当今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展开一点,把一切的价值兑换为趣味已经使一代人的精神遭受阉割。什么都不重要,就那点趣味重要;我们在文学中追求的,竟然就是那么点感觉。别提风格,风格永远是次生问题,特别风格化的作品顶多是二流作品。价值选择、精神气象比风格和趣味更为根本,前二者只要得以确立,后二者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诗歌本就是末技,我们不该流连于末技之末节之中。诗中自有豪杰,不在绳墨之间。
以上几段内容,只是我们写作上的境遇,而“同时代人”的更基本问题,乃是我们如何在时代中处身。首先是我们的时代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遍地都是,政治的、社会的,我也无多少新见,所以也不多说。但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社会的沙化比任何时代都严重,我们缺乏价值共识,也比较缺共同体意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80年代,美术界、文学界,力量是凝聚在一起的,所以可以做一些更有效力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当代艺术一套话语,小说一套话语,诗歌一套话语,谁也不理谁,大家都被做了行业分工。当然,跨界的不是没有,只是太少,而且这个跨界也是个单纯的跨专业概念,话语上还是接不通。这是个很让人头疼的老问题,席勒那时候就在谈,但都无能为力。如果人文领域内部也四分五裂,未必就意味着百花齐放,而可能全变成噪音,谁的声音都不重要。这不是诗人能够解决的,但却是我们应该没面对和呈现的。
说了这么多问题,就会被问及解决方案。这也是每一个爱提问题的事儿逼必须面对的难题,比如我。说实话,我没有像样的方案,只能跟大家谈谈哪些问题值得去琢磨,想想总比不想好。通过青年诗会这个平台,起码可以喊一嗓子,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多一份自觉,更主动地接近自己的任务,抛开美学和趣味的区隔,增强共同体意识。这不是要为什么人服务,而是对自己负责,对写作负责,让我们的创作成立。
我知道这可能让我们的写作变得沉重,但写诗从来不是多轻松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选择,让历史来到你的身上,或者预防他到来。我的态度是明确的,诗歌不是个人精神的后花园,而是前哨,祝我的写作早日成为诗歌总进程的炮灰。因为诗歌还远没有终结。
作者简介:
昆鸟,诗人,1981年生于河南睢县。出版有诗集《公斯芬克斯》,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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