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崔后明 于 2018-8-19 23:42 编辑
让历史回到我们身上
——北京青年诗会主题讨论“成为同时代人”发言稿
昆鸟
大概半年前，大家一块讨论第二届青年诗会的主题，王炜兄提到阿甘本的《同时代人》，认为可做一个很好的主题。因为我也一直很在意写作者、写作群体的时代意识及历史面目的问题，所以很赞同。青年诗会的命名本身，其实就有着年代意味，“青年”一词本身也有一种历史判断意味，这种判断对个人来说不宜做太多要求，但对青年诗会这样一个组织平台来说，却是无法回避的。
但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理解是比较形而上的，他是把“同时代人”作为所有历史时刻中的人所可能选择和面临的一种相似的位置、处境展开其讨论的，因而是一种非历史的理解。而我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具体历史情境，所以更愿意把“同时代人”理解为一种历史意识。所以，我建议在这个词前面加上“成为”两个字（在阿甘本的论述中，本来也就有这个说法），让这个主题变成一种吁请、邀约和期待，并让讨论获得一个开放的边界。
事实上，阿甘本《同时代人》中所谈的问题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同时代人”那种在面对时代状况时的不安、疏离感自古就有。汤显祖所谓“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其实就是“同时代人”的极端症候，这句话不可读作狂态，而更应该是一种悲怀，一种当下悲怀。而正是在这种当下之中，才有历史的生成。对所有既往的历史来说，“我”就是陌生，并必然承受全部的异在和孤独。
同时代人首先意味着一种对时代的总体认知和判断，然后才可以说自己是“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会到历史中寻找某种时刻，以便与之对应。而对文学来说，时代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每个时代都不是吃素的，都是最好的时代，也都是最坏的时代，只看你有没有能力领受它的力量。艾略特谈过对时代的“承受”，其实和阿甘本所说的在“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阿甘本在表达上更讨喜、更文学化。
然而，“同时代人”通常又意味着对“他”时代、“异”时代的在意，他们不是在等待弥赛亚就是在追怀已经存在过的“黄金时代”，当然，这种追怀最终指向了某种未来。如果不是对古希腊的心慕手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不想过多地在学理上纠缠“同时代人”这个概念，叠床架屋，而更愿意谈我们所处的当下，以及历史意识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要判断当下，感知当下的力，不得不借助历史意识，它会扩展我们的神经，并增强其感应能力。艾略特说得很清楚：“对每一个诗人来说，25岁以后，历史感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诗人来说，他需要在整体诗歌进程之中确定自己的坐标，而其创作之生效，也必将有赖于此。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或隐或显的谱系，每一代的诗人也都应该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我要说的位置，不是说上位的意思，我们得摆脱靠造反上一代来上位的思维。历史位置对我们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任务，说大一点，乃是诗歌使命。而我们的历史处境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羞于谈论任务与使命。但使命并不是某种主动选择的结果，使命不是人设定的，也不是人选择的，它天然地降临在每一代人身上。所以使命绝不是诗人自命，自圣者不足以言使命。没有任何的使命是独加于一人的，它是一群人的共同命运。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聊关于总体性判断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总是在回避的问题。我们总是在试图获得免疫大话语的能力，但到最后却造成了另一种总体性判断，那就是对大话语的全盘拒绝。这种拒绝已经成为当下最官腔、也最实用的套话、托词。唯恐自己不边缘、不小众、不是多元中之一元，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当下，也就是光昕所说的“布朗运动”。
事实上，这种对多元的迷恋中暗含鸡贼，那就是老子自成系统，你的判断标准跟我无关，所以，每个人都是天下第一，我当然也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话，写作还怎么谈？而最终的结果是，精神强度的标准、审美的标准、文化的标准，所有的标准都失效了。而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再也无法获得一个面目。拒绝总体性判断是一个陷阱，它是上一代人在造反时所使用的策略，对我们而言却已成罗网。
另一个历史现实是，这一代的写作者往往很难辨清自己的亲缘关系。首先是布朗运动使我们的兄弟关系瓦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确认父辈。中国诗人又一次陷入了集体的身份迷失。这种迷失从70后诗人就开始了，他们接手的，是“第三代”诗人在语言狂欢之后留下的美学哄乱。第三代打碎了朦胧诗的地基，自己却没有夯定一个地基，相反，他们使地基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东西。从70后诗人开始，中国诗人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出发点，但我们找到了什么：第三代的美学碎片（跟着某一流派、系统继续跑）、个别西方诗人的荫庇、某一偏僻传统的唾余、神头怪脑的文化废矿，让诗歌现场看起来从没像今天那么热闹。
若论读书和各类资讯的获取，我们比前面几代新诗诗人条件都好。但如果消化能力不行，疯狂的汲取只能让人腹胀，一张嘴就是腐肉味。严重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表达自己，无论在诗歌中，还是言谈中，这是更恐怖的失语症。我们不是说不出话，而是说出的全是别人的。我们当然不能拒绝任何经典作品，但必须弄清楚的是，这些作品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五四时期，中国白话诗初创，中国诗人学西方，那是中国变成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诗人对自己是谁，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明确的。但我们呢？此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多次复古运动，但每次的复古都是为树立一种新文学努力，更好地表达自己，而如今我们所见的复古实验，很难有能力激活某一传统的，而是成了一种纯粹的趣味。
而趣味是无法支撑文学的，文学的成立，仍然脱不开价值设定。而我要谈的另一个历史境遇就是，趣味、审美主义统治了当今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展开一点，把一切的价值兑换为趣味已经使一代人的精神遭受阉割。什么都不重要，就那点趣味重要；我们在文学中追求的，竟然就是那么点感觉。别提风格，风格永远是次生问题，特别风格化的作品顶多是二流作品。价值选择、精神气象比风格和趣味更为根本，前二者只要得以确立，后二者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了。诗歌本就是末技，我们不该流连于末技之末节之中。诗中自有豪杰，不在绳墨之间。
以上几段内容，只是我们写作上的境遇，而“同时代人”的更基本问题，乃是我们如何在时代中处身。首先是我们的时代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遍地都是，政治的、社会的，我也无多少新见，所以也不多说。但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社会的沙化比任何时代都严重，我们缺乏价值共识，也比较缺共同体意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80年代，美术界、文学界，力量是凝聚在一起的，所以可以做一些更有效力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当代艺术一套话语，小说一套话语，诗歌一套话语，谁也不理谁，大家都被做了行业分工。当然，跨界的不是没有，只是太少，而且这个跨界也是个单纯的跨专业概念，话语上还是接不通。这是个很让人头疼的老问题，席勒那时候就在谈，但都无能为力。如果人文领域内部也四分五裂，未必就意味着百花齐放，而可能全变成噪音，谁的声音都不重要。这不是诗人能够解决的，但却是我们应该没面对和呈现的。
说了这么多问题，就会被问及解决方案。这也是每一个爱提问题的事儿逼必须面对的难题，比如我。说实话，我没有像样的方案，只能跟大家谈谈哪些问题值得去琢磨，想想总比不想好。通过青年诗会这个平台，起码可以喊一嗓子，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多一份自觉，更主动地接近自己的任务，抛开美学和趣味的区隔，增强共同体意识。这不是要为什么人服务，而是对自己负责，对写作负责，让我们的创作成立。
我知道这可能让我们的写作变得沉重，但写诗从来不是多轻松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选择，让历史来到你的身上，或者预防他到来。我的态度是明确的，诗歌不是个人精神的后花园，而是前哨，祝我的写作早日成为诗歌总进程的炮灰。因为诗歌还远没有终结。
作者简介：
昆鸟，诗人，1981年生于河南睢县。出版有诗集《公斯芬克斯》，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 
发表于 2018-8-19 23:39:23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15:4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