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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个人图书馆】安徽文化概说

2015-11-30 22:46| 发布者: 柳拂桥| 查看: 589| 评论: 16|原作者: 柳拂桥

摘要: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况,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安徽建省经过、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重点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 ...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况,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安徽建省经过、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重点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特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况,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安徽建省经过、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华东的西北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东与江苏、浙江相连,西与湖北、河南相接,南与江西为邻,北与山东相依。全省东西宽约为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总面积13.96万平方公里,2006年来,全省户籍人口6593万余人。

安徽清初属于江南省,康熙6年(公元1667年),清王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而正式建省,因当时安庆已成省内政治中心,徽州已成省内商业、经济中心,故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而为省名。安徽简称皖,是因境内皖山而得名。皖山,古称灊山,今称天柱山,在潜山、岳西境内。相传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今潜山地区封了一个伯国,称皖国,山因名皖山。又因安徽建省时的省会所在地安庆属古皖国,所以“皖”便成了安徽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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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7
一、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今安徽境内设县有25个,先后属九江郡(治寿春邑)、砀郡(治砀)、陈郡(治陈)、会稽郡(治吴)。秦末至楚汉相争期间,又增置鄣郡(治故鄣)、衡山郡(治邾)、庐江郡(治番阳)。

汉初,今安徽境内仍为楚、淮南等异姓王封地。

    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今安徽境内先后设69个县(侯国),涉及9个郡(王国),分属扬、豫、徐3个州,3个州分辖地区类西汉。

    三国时期,今安徽境内分别为魏国、吴国所设扬州及魏国徐、豫4个州分领。

    西晋仍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安徽境内仍分属扬、豫、徐3个州。

    东晋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安徽之地又是东晋和北方少数民族国家拉锯战之地,因此这一时期的区划和统属关系较为混乱。南北朝时期,安徽江淮一带常成为南北拉锯战战场,江淮地区多为南朝所有,淮北地区常为北朝所据。这一时期,南北政权滥置的一级区划在安徽境内最多时几达40个州,郡达百数,县达数百。

    隋统一后实行州、县两级管理体制。大业初,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管理体制,并恢复西汉的州刺史分巡制度。安徽境内设50个县,涉及3个州刺史分巡的15个郡。

唐前期,废郡改州,实行州、县二级管理体制。中唐时期,道正式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实行道、州、县三级管理体制。

北宋时期实行路、府、县三级管理体制,将全国分为十五路,今安徽境内先后分属京东西路(涉及单、徐2个州)、淮南东路(涉及亳、宿、泗、扬、滁5个州)、淮南西路(涉及寿春府及庐、和、舒、濠4个州,六安、无为2个军,计7个二级行政区划)、江南东路(涉及宣、徽、池、太平4个州及广德军,计5个二级区划)。

    南宋时期,今安徽境内先后由淮南东、淮南西、江南西3个路分领。金国在今安徽境内设南京路(初为汴京行省)和山东西路。

元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实行行省、路(府、州)、散州(州、军)、州(县)四级管理体制。省本是中央机构的名称,如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等。南北朝以后开始出现行台省。元之前的行台省一般都是应军事需要临时设置,未成定制。元开始将行省的制度推行于全国,成为全国最高一级地方政区。行省的正式名称是行中书省,与中书省(都省)为表里。元统治者在首都地区设中书省(又称腹里),将西藏之外的其它地区分为10个行中书省。今安徽境内分属3个行省,即中书省(腹里)、河南行省(前身为江淮行省)、江浙行省。

明朝也实行三级管理体制,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全国设置13个承宣布政使司,两京(北京和南京)地区直属中央六部,称北直隶和南直隶,今安徽地域属南直隶西部地区。

    清初承袭明制,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今安徽地域属江南省西部地区,设56个散州和县,涉及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7个府及徐州、广德、和州、滁州4个直隶州,计11个二级行政区划。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7
二、安徽建省经过

    安徽建省实际是一个历史过程。安徽建省的先决条件是行政区域归于一统,这是安徽建省的基础。

    今安徽境内各级行政区划统一在一个大行政区范围内,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攻下集庆路改称应天府(今南京市)之时。同年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创江南行省,后渐将今皖北地区纳入江南行省。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8月,撤江南行省,建南京,所属府、州、县直隶中书省,作为京畿直辖区,后改称南直隶,又称直隶南京,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地域,还涉及今河南、江西、山东、湖北、浙江5个省部分县,今安徽为其西部地区。此后300多年里,今安徽地区所属府、州、县一直统一在一个一级政区范围内。

清初建置承袭明制,顺治二年(1645),改南京为江南省。

    康熙六年七月十二日(1667年8月30日),康熙批准了由吏部汇奏并经御前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国性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政革意见,其中,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使安徽省三司健全,因此,康熙六年(1667)一般认为是安徽建省标志。

安徽建省大致经历了元末明初的行政区域统一;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年)左、右布政使划片分治;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调整左、右布政使辖区,使苏、皖两省分省分治奠定基础,确定疆界;康熙六年七月甲寅,正式批准建省;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正式将省会定于安庆。因此,一般把公元1667年8月30日作为安徽省诞生纪念日。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7
三、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安徽建省迄今300余年,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但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各级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变化很大。

清朝中后期实行道、府(直隶州、厅)、县(散州、厅)三级管理体制。安徽共设54个州县(4个散州、50个县),除砀山、萧县原属江苏省直隶徐州(后升为府)外,其余分属凤颍六泗道的有凤阳、颍州两府及六安、泗州两直隶州;属安庐滁和道的有安庆、庐州2个府及滁州、和州2个直隶州;属徽宁池太广道的有徽州、宁国、池州、太平4个府及广德直隶州,计涉及2个省9个府5个直隶州。

中华民国初期,废府、州、道,民国北京政府初期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今安徽境内砀山、萧县属江苏省,其余60个县还含民国南京政府期间分别划入江西、湖北省的婺源、英山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划入江苏省的盱眙县及由泗县分设的泗洪县。

    民国南京政府初期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体制。1932年4月,实行首县制,全省分10个行政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因日军占领长江流域重要城镇,南北受阻,临时设置皖北、皖南行署区,行使省的权力,但规格比省小,后期又复置皖南行署,均为临时省级设置,省仍领导行署区,下领专区管县。

    解放战争后期,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江淮地区先后解放,初建皖西、江淮、豫皖苏边区3个行政公署,下设专区,再下为县、市。1949年4月,撤销上述3个行政公署,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5月,随着江南地区全部解放并普遍建政,成立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两个行署行使省的权力,但比省的规格要小。行署下辖直辖市、专区,再下为县及专辖市。

    1952年4月,撤销皖南、皖北2个人民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安徽省。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驻合肥。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8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与“化”的复合。“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化生、变化、造化。“文化”一词连用出现则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文化的含义是讲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把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并给它下定义的是当代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他认为文化是由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

    最普遍的文化定义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义文化的概念,如《辞海》中对“文化”的解释就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文化,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群体,就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一般来说,地域文化,也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区域分布,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地域内文化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态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地域内文化的分布状态与空间组合特征,地域之间文化的交融、渗透与整合,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生态剖面,地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等。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8
三、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安徽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安徽是一块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8年,在繁昌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早期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说明在数百万年以前,安徽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大批出土的新石期时代的文物遗迹,不仅表明当时的渔猎业、饲养业和农业都比较发达,而且在出土文物中,石器的磨光、穿孔、角器的琢磨,陶器上的纹饰,也表现出较高的工艺美术水平,其中,特别是在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为复杂和完整的刻画符号,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长期的战争给江淮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使得邻近地区的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对安徽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子思想和老庄的道家学派,标志着安徽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奠定了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西汉时期,安徽文化在继承道家思想和楚辞传统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发挥道家思想、同时兼采儒、墨、名、法等各家之长的《淮南子》一书,将道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期,产生了中国早期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那就是安徽人桓谭写的《新论》,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学术思想之外,这一时期,安徽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典型的是东汉末年以庐江地区为背景的《孔雀东南飞》长诗,代表着安徽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水平。

东汉末年,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呈自由解放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其领导的建安文学集团,并造就了“慷慨以任气”的建安文学风骨。这一时期,安徽地区进入了艺术上的春天,各种艺术都生机勃勃,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艺术家,特别是安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如曹髦、戴逵父子等的画作享有盛誉。

隋唐时期,由于安徽地区在先前经历的长期战争,加之远离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因此与其他地区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发展是有限的,除张籍、李绅、杜荀鹤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之外,在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绘画艺术诸方面则没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由于南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也随之南下,特别是皖南地区,远离战乱,这对安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期间,安徽一地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由图经发展而来的方志之学空前发展,文学领域成就卓著,出现了张孝祥、胡仔等较有影响的人物。皖南地区尤其是皖南徽州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地区,成为此后几百年我国学术文化的重镇。

安徽文化的再次兴盛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形成了安徽两大文化的重心,即以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另一就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南之学,由于其主要成就在经学方面,故又称之为皖派经学。

    明中期以后,安徽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皖南的手工业、商业突飞猛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安徽人的文化创造性空前活跃,在科学技术以及绘画、戏剧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安徽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将安徽文化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清朝后期,中国即将步入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一方面传统的学脉仍在延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因子开始生成,具有鲜明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在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安徽文化出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古典形态到接受现代文明的艰难转变。安徽境域内古今、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志士,呈现出群星璀灿的局面,既有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又有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胡适与陈独秀,他们在继承安徽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安徽文化注入近代文明的精华,安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重点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特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一、安徽的三大文化圈

    安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在安徽大地上形成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安徽文化。

(一)淮河文化圈

1、淮河文化圈基本概况

   淮河文化圈一般指由淮河沿岸及淮北地区构成的区域文化带。淮河文化圈的形成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条件,有其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2、淮河文化圈基本特点

   由于淮河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各种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淮河文化作为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

(二)皖江文化圈

1、皖江文化圈基本概况

    皖江文化圈一般是指从远古到现在皖江地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其范围大体接近于现在的皖江经济区域,即安庆、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

2、皖江文化圈基本特点

(1)古皖文化源远流长(2)皖江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异彩纷呈 (3)皖江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点 (4)开放创新意识浓

(三)徽州文化圈

1、徽州文化概念

    徽州文化是指原徽州府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今属江西省)等六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的各种文化现象。徽州文化是安徽地域文化中最成熟、最具有代表性、最典型的地域文化。

2、徽州文化主要特点

(1)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具有丰富性、辉煌性、典型性

(2)徽州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儒学文化

二、安徽文化的基本特点

    安徽文化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安徽文化具有延续性

(二)安徽文化具有兼容性

(三)安徽文化发展具有多样性

(四)安徽文化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五)安徽文化具有开拓创新性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9
三、安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如何使曾有过辉煌和荣耀的安徽文化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为安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如何使安徽文化在得到很好传承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续写辉煌?我们觉得传承和发展安徽文化,可考虑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去努力。

1、进一步挖掘安徽传统文化资源;

2、弘扬和发展安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不利因素;

3、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新文化;

4、努力构建安徽文化的时代精神;

5、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激活功能,利用文化发展区域经济;

6、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现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39
安徽的学术、科技、教育文化



安徽的学术文化

一般了解:老子及其思想、庄子及其思想、宋明理学、戴震及其皖派经学。

掌握:朱熹与新安理学、新文化运动。

一、老子及其思想

老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是安徽历史上早期的思想家之一。他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老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著的《老子》一书中。《老子》,即著名的《道德经》,共五千多字,故也称五千言,被后来的道教奉为经典,老子本人亦被尊为教祖。老子吸取了《易》和春秋时期关于“道”的思想,把作为规律、“法则”意义上的“道”发展成为万物本原之道。作为老子哲学体系核心的“道”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是真实存在的,道是物,却是浑然一体之物。“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尽管它的存在是恍惚的,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道是万物的根本。在老子看来,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所言“道生一”,既有指万物形成之前的状态,也表示道成为万物得以统一的原则,有了这样的状态和原则,分化为天、地,并通过阴阳变化产生和气,阴、阳、和三气化合再产生出万物来。

第三,道是万物运动的规律。万物的生长衰亡,皆由道支配,尽管道作为规律并非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但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又莫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则,这就是“道恒无为而无不为”。

二、庄子及其思想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思想家,他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成为先秦道家学术的集大成者,并使道教文化真正得以流行并产生巨大影响,后人往往以老庄并称。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据《史记》记载,庄子乃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在今安徽省蒙城县吕望集建有庄公庙,蒙城境内还有庄周乡。现存的《庄子》一书,内容复杂,一般认为是后人经过整理而成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包括了庄周本人以及后学的作品,是庄子学派的著作。《庄子》一书显示的庄子思想,从自然到人生,从万物的物质基础到宇宙的形而上的根源,涵盖着广阔的理论领域,跨越了漫长的思维历程。庄子的思想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逍遥”)的追求,并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于永恒的宇宙根源的热烈探索,另一个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审视。自然、人生、社会构成了庄子思想中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庄子的人生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它立足个人生存的困境并试图超脱出来,这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

庄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受到外界物质条件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身肉体的限制,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有待”和“有己”。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条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没有,在无穷的天地之间自由地行动,即“无待”,同样,也要摆脱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以达到“无己”。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的精神自由,其最基本的人生实践就是个人的修养。庄子认为恬淡无欲的精神修养,是形成安宁、恬静的精神境界的基础,一个恬淡去欲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必能与世无争,超脱形体和功利的束缚。“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在庄子哲学里,要真正实现对于人生困境的超脱,从而达到人生哲学里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除了无欲、去智之外,最艰深的精神修养方法就是体“道”。庄子所推崇的人生境界,也是与道一体的境界,根本方法是“坐忘”,就是彻底忘记一切,不仅要忘掉外界的物质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体、感官,使自己与整个自然溶为一体,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精神上得到彻底的自由,做到物我两忘,达到“逍遥”境界。与庄子的人生理想相对应,其人生实践一方面表现为自我的精神修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他对于世俗生活的态度——超世、遁世和顺世。

三、宋明理学

“理学”并非特指某个哲学流派,而是通称横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哲学思潮,一般以理学、宋学、道学和新儒学指代,比较通行的是道学和理学。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北宋时期:理学的开创及奠基阶段,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二程)、张载等,以张载的气本体论及二程的理本体论为代表思想。

2.南宋及元代:理学的发展及确立期,代表人物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许衡等,以朱熹的“理”及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为代表思想。

3. 明初及中叶:理学的分化期,代表人物有陈献章、王守仁、王廷相等,以阳明心学为代表思想。

4.明清之际: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贽、戴震等,以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及戴震等人的知行心性义理等思想为代表。

宋明理学的三大学派:

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认为客观的理是世界的本原;

二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主张心即理,世界的本原存在于“我”的心中;

三是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将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气”作为宇宙的本体,理只是其固有属性。

从宋明理学的精神实质来看,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了玄学、佛学和道教的因素,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超过了前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新儒学,也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后完成。由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祖籍安徽,他的理学思想在安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一个颇具安徽特色的哲学流派——新安理学,所以通常将朱熹看作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颢、程颐的天理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程祖籍安徽,后迁中山博野,长期在洛阳讲学,他们的学派当时称为“洛学”。

二程认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称为“道”或“天理”。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所谓“天”,指最高的实体,程颢认为,这个“理”是永恒的,是客观存在的。“天理”在自然界中表现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则反映为社会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即伦理纲常,这是万事万物所根据的法则。程颢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人伦者,天理也。”人伦即人际关系,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要处理和解决好复杂的社会关系,必然需要有调节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二程认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等五伦,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则是仁义礼智信,它们构成和维护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秩序,故称之为“理”。二程宣称,为了更好地认识“天理”,应该克服“人欲”,保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即“存天理,去人欲”,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道德观,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命题。由于二程的极力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家经典中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基本确立了宋明理学的方向、规模和架构。

朱熹与新安理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朱熹虽主要生活在闽地,但对故乡新安眷恋至深,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多署名“新安朱熹”,因新安有紫阳山,亦常号“朱紫阳”,以寓不忘桑梓之意。作为二程的嫡传弟子,朱熹继承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同时吸收了周敦颐关于太极的学说和张载关于气的理论,朱熹将这三者糅合在一起,并综合北宋理学诸家学说,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体系被后世称为“朱子学”。

朱熹门生弟子众多,遍及闽中等南方地区,他们同尊朱熹并形成众多的流派,其中徽州婺源乃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在发明、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形成于南宋,在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于明初达到鼎盛。到清朝中叶,因皖派经学的兴起,新安理学才结束了长达600余年的繁盛,但其一以贯之的学说宗旨、一脉相承的理学家群和鲜明的学派特征,对12世纪以后的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以及徽州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并进说等各方面内容。

南宋既是理学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崛起的时代。除了朱熹以外,新安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如:程洵(字允夫,婺源人)、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吴儆(字益恭,休宁人)、程永奇(字次卿,休宁人)等等。他们大多是朱熹的学生和学术酬唱之友,在学派上以朱熹为中心,学术上以朱子之学为宗旨,因而形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学派。

朱熹之后的朱子之学,被朝廷立为“显学”,成为士人思想和科举考试的指南,朝廷规定,“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不用”,宋理宗发布诏书,确立了理学作为官方哲学,这就出现了天下士人群起读朱熹之书的“盛况”,并且带来了新安理学的繁荣。

四、戴震及其皖派经学

明末清初,随着新安理学内容人才的凋零和学术界风气由“宋学”向“汉学”的转移,理学的发展已到了穷途末路,尽管新安理学家仍有不少人以弘扬朱子之学为己任,但无法改变新安理学走向终结的命运。清朝乾隆年间,戴震及其皖派经学的开创,彻底否定了在徽州历经宋元明三朝的朱子学,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经学,既兴起于新安理学之乡,又宣告了绵延600余年的新安理学的终结。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中乡举,但未考中进士。乾隆时修《四库全书》,特召为纂修官,校订天算地理书籍,后被赐为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对天文算学地理等自然科学都有研究,针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著作很多,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其中主要的哲学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

戴震提出了人性的社会道德属性,并认为欲、情、知三者皆性的思想,即人性包含了欲、情、知三个内容,三者都是血气心知之自然。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是皆成性然也。”将欲、情、知看作人性的基本内容,这是戴震在人性论方面的一大贡献。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戴震提出了具有新的内涵的“人性善”说。

在道德论和理欲观方面,戴震否定了朱子之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相斥观。他认为,“欲,其物;理,其则也”,应该根据人之情欲而求理。人人得到各如其分的欲望的满足,就是“天理”。戴震的理欲观揭露了理学禁欲主义的虚伪本质,对当时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市民阶层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喊出了他们的呼声,具有浓重的启蒙主义的倾向。他把欲望看作推动人们行为的原初动力,认为“理”就在人们的“为”之中,理欲不可分、理存于欲,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性自然和人情自然的存在。

除了对朱子之学进行抨击之外,戴震还强调治学方法的的差异,提倡从音韵训诂、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这与新安理学家空谈义理的学风大相径庭。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并非仅是一种否定方式或对对立面观点的批判和抨击,而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并把对于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当时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这种批判精神也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批判传统的发展。

五、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1915-1923年),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针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发起的以反对封建文化为主要内容,旨在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指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包括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两部分内容。它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相对立,将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其用意在于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并通过科学和科学精神唤起民众思考的能力和改造社会的意识。民主和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为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指明了方向。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集中表现为提倡新文化,颠覆旧文化。具体内容则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中,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正是新文化运动口号的再一次强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要表现为追求指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即反对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主张“我手写我心”,张扬文学的自由精神。“四个提倡、四个反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新”意所在。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民主与科学思想,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存有局限性,表现为:忽视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对古典文学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偏颇倾向。

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旨在启迪民众心智的思潮和运动。在这一推陈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安徽籍名人陈独秀和胡适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两人可谓是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新文化运动正是以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发轫。

陈独秀将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希望寄托于“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因此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之一。

1917年,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并在同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5号)。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公开发难的第一个信号。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不仅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还主张推到陈腐、雕琢、迂晦的旧文学,建设新鲜、平易明了的新文学,把新文学建设的目标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而使文学革命的旗帜更加鲜明。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明确表示对陈独秀等人“高谈社会主义”的不满态度,主张采用温和的改良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此为标志,以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大批学者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走向自由主义,被称为问题派;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人士则转化为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派,在当时被称为主义派。

今天,在我们看来,问题派与主义派之争实质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应属思想意识领域的分歧。而后来陈独秀与胡适所走上的暴力革命之路和温和改良之路也只是两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对20世纪初的落后中国的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判断,都展现了那一时代优秀知识分子挽大厦于将倾的弘毅精神与爱国情怀。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0
安徽的科技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包括农田水利与农学成就、天文学与数学成就、矿冶制瓷与纺织技术成就、医学与物理学成就。

安徽地区科技发展大致有两个特点:其一,安徽的农田水利、矿冶、物理学中的光学和声学,从古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举足轻重地位;其二,每一历史时期安徽都有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学科:汉魏时期的天文学和医学,唐宋时期的文房四宝,宋元明清时期的造纸、印刷、解剖学和农学,明清时期的数学、天文学与天文仪器制造、医学、畜牧兽医、生物学和徽州民建等。

一、农田水利及天文学与数学成就

农田水利

芍陂:春秋战国时期,安徽的农业发展水平由一项水利灌溉工程得到见证,这就是芍陂(bei)的开凿与修建。芍陂,现名安丰塘,位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芍陂的设计非常合理,设计者利用大别山余脉延伸到淮南地区所形成的西、南、东三面高而北面低的地形特点,选择北部天然低洼湖沼地作为陂塘地址,把淮南丘陵流来的水汇集起来,并在其周围低处筑堤。这不仅大大节省了工程量,而且蓄水量大。据《水经·淝水注》载,当时陂塘“周一百二十许里”。陂塘的西、北、东三面,开闸门五处,各通渠道,供灌溉、泄洪之用。两千多年来,芍陂虽曾历经沧桑,几经兴衰,但至今仍在造福社会。同时,后来到过芍陂的文人墨客,兴叹吟咏,留下了不少诗篇、碑刻等,与陂塘本身一起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圩田:圩田的出现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农田水利建设的突出成就,而到了唐宋时期,安徽的圩田有了重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高峰期。唐宋两代特别是宋代,安徽兴建的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兴建圩田的理论,对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安徽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结构合理,修筑技术已相当完善。一般圩田均高筑圩埂,坚实牢固,堤上栽植桑柳,圩内大道相贯,河渠交错,车舟往来便利,同时兼顾排水和灌溉。尤其在宋代安徽境内,由于圩田多,往往圩圩相接,形成了辽阔的圩区,水系相通,连成一片。圩田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大发展。由于圩田兼能防旱排涝,可以旱涝保收,加以引进早熟的占城稻种,使圩区稻米产量显著增加,“田地之入,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给”,以至宋京十大粮仓皆受江淮所运。因此圩田的修筑被后人评为“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

天文学和数学

天文学:东汉,安徽再现了两个堪与大天文学家张衡比肩的人物——桓谭和王蕃。桓谭以其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著称,在天文学上,他支持张衡倡导的“浑天学说”,是一位著名的浑天学家。王蕃也是我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浑天学家之一,但他对这一理论又有所增益、补充。他撰写的《浑天象说》,对前人关于浑天学说的观点进行了一次综合,比较完整地说明了浑天说的理论,增加了对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运行的论说。

数学: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数学的重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徽商编了不少应用商业数学书籍,如《铜陵算法》、《算林拔萃》、《庸章算法》、《算法纂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大位的《算法统宗》。

程大位,明休宁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即留心数学,经商往来于鄂赣之间,遍访各地算学名师。年老回家乡休宁率口,潜心研究,撰述《算法统宗》17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刊行。该书是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书。程大位在书中将珠算的加、减、乘、除、开方运算的口诀系统化、完整化,使珠算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计算方法。《算法统宗》的问世,推动珠算大普及,使珠算在民间几乎完全代替了筹算。其后一些重要的数学著作,如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李之藻合编的《同文算指》,及清初方中通所编《数度洐》,都或参考或辑录《算法统宗》的内容。《算法统宗》在明代还传入专朝鲜、日本,带动中国珠算走向世界。

梅文鼎:在中国科学史上,安徽宣城的梅氏家庭可谓赫赫有名,该家族共有四代人曾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出了五位知名的天算学家,梅文鼎就是这个天算世家的最杰出人物。江永曾称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梁启超说他是清代天文算学的“开山之祖”。

梅文鼎一生活了89岁,著书88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天文、历法和数学著作。梅文鼎的历算成就,在当时就著名于国内,包括大学士李光地在内的许多文人、学者,都向梅文鼎学习、请教历算知识。当时康熙帝正留心天算人才,康熙四十四年,梅文鼎以73岁高寿得到南巡中的康熙帝的召见,与之讨论历算达三日之久,临别又赐“绩学参微”四字,后又召梅文鼎之孙梅珏成入京为御前天算家。

梅文鼎数学著作据记载有26种,从种数来说不如其天文、历法著作多,但其卷数和篇幅却大有超过,其内容遍及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门类——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

梅文鼎努力研究中国古算,使几成“绝学”的古代数学精华重现于世;同时,他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数学知识时,十分注意消化吸收,努力从中算中找出依据,用中算有关知识来加以论证和说明,并吸收西方数学中的逻辑推理方法用于数学研究,力求中西会通,使外来数学中国化。梅文鼎将他的26种数学著作总其名为《中西算学通》,充分表达了他会通中国数学的思想。

对于数学本身的认识上,梅文鼎的思想有两点值得今人注意:一是他认为数学来源于实践,即其所谓“数学者征之于实”;二是把数学分为形与数两大门类。无疑这些数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进步的、正确的,和后来恩格斯的观点——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相暗合。今天,梅文鼎及其数学著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并引起包括日本、法国等国家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

二、矿冶制瓷与纺织技术成就

矿冶

我国古代矿冶业中,以青铜冶炼的历史最为悠久。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渡过了漫长的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朝代,在历史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国以来,安徽淮河南北的许多地区以及江南的铜陵、贵池、宣城、繁昌、南陵、青阳、郎溪、屯溪等地,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中包括不少工艺精湛、图形优美、纹饰富丽的珍品,在灿烂辉煌的商周青铜文化中,闪射出夺目的光彩。

汉代是皖南铜矿开采、冶铸的一个高峰期。安徽的皖南地区铜矿蕴藏量丰富,先秦时就已开始采炼,产铜区主要集中在今南陵、繁昌、铜陵、泾县、贵池、当涂诸县,铜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为国内罕见。这些铜产地在汉代多属丹阳郡,所产铜以“丹阳铜”闻名全国。汉政府将全国唯一的管理冶铜的官方机构“铜官”设在丹阳郡。

汉代庐江郡的皖县(今潜山)是全国铁器生产基地之一。武帝在全国设置了40多处管理铁业的“铁官”机构,其中之一就设在皖县。

自东晋开始,梅根冶(在今贵池)已是江南两大冶铸中心之一。它依靠大规模开采的铜官山(在今铜陵市)供应其丰富的铜原料,冶铸各种铜器,最重要的产品是铜钱,所以,时人称它“钱溪”。梅根冶兼冶铁,其产品多为民间的生活用具与生产工具,大的如鼎锅,小的如镰刀、锄头。它还为政府生产兵器。

明清时期是我国煤炭开发利用明显发展的阶段,安徽此时煤炭开采更加普遍,除萧县白土镇继续采煤外,淮南洛河山、宿州符离集一带、含山县牛头山、池州馒头山等地均有煤炭开采。

芜湖炼钢业在明代初年迅速恢复和发展,异军突起,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前后兴盛200余年,直到鸦片战争洋钢进口,芜钢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制瓷

安徽制瓷业于五代至北宋时步入鼎盛时期,表现为生产规模大、地理分布广的特点。最为著名的是萧县白土窑。白土镇瓷器生产规模较大,窑户很多,白、黄器各有总首。白土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有刻花和剔花,质量仅次于定州窑的产品;早期的黄瓷形质及制作工艺与寿州窑基本相同。宣州窑情况,《元丰九域志》宣城县下有镇名“符里窑”,史载,符里窑于宋熙宁十年上交商税1408贯612文、盐税802贯527文,相当于江淮间小县上交之数,人稠业盛,其瓷器烧制场所似比白土镇规模还大。北宋晚期,安徽黑釉瓷器的生产迅速发展起来,皖西霍山地区下符桥窑、太湖刘羊窑及皖中地区庐江的果树窑专制黑釉器,专家考定为典型的北宋中晚期窑。在皖南地区绩溪县的霞间窑、瑶头窑及窑岭堆积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黑釉瓷器。这些窑址的产品质量精湛,瓷釉莹润明亮,清澈淡雅,造型别致,纹饰优美,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反映安徽古代陶瓷匠人精美娴熟的工艺技巧。

纺织

明代皖南已成为重要纺织基地之一。永乐年间,在歙县设立了织造局,万历末年又在徽州、宁国、广德和常州、扬州等地,增造万匹绢帛绸缎,以供岁需。芜湖浆染业与松江棉纺织业、苏杭丝织业、铅山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耶并称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域”。

三、医学与物理学成就

医学

安徽医学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东汉时,安徽有名可考的医家有丹阳人沈建,汝南人费长房,沛国谯人华佗及其弟子李当之、吴普、樊阿等。成就最大者,当推华佗。

华佗,名旉,字元化,东汉末年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其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一带,深受人民爱戴。他所治疾病,以今天医学知识看来,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眼科等。

华佗在医学上最突出的成就,还是他精湛的外科手术和麻沸散的发明,后者比西欧发明的麻醉剂“哥罗方”要早1000多年,是世界外科麻醉史上的创举,以后传到日本、朝鲜、摩洛哥等国,在医学上作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华佗还提倡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吸取先秦以来导引术的精华,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姿态,创“五禽之戏”,是我国医疗体育史上的创举。

明清两代是安徽古代医学史上的鼎盛时期,医学人才济济,医著宏富,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有诸多发明,为丰富和发展祖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新安医学在全国独树一帜,令人瞩目。在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新安医家们已形成系统的医药学知识,实践中重视调养脾胃、肝肾与气血,用药平正中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

物理学

至明清两代,随着安徽科技的空前繁荣,物理学领域随之出现著名学者及重要成就,较突出的是朱载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方以智撰述《物理小识》。

朱载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朱载堉,祖籍安徽凤阳,为明皇室子孙,其父朱厚烷是明仁宗朱高炽第五代孙。他自幼爱好音律、数学,专心攻读,一生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解惑》、《嘉量算经》等,这些著作涉及物理学、数学、天文学、以及音律、舞蹈等领域。

在物理学方面,朱载堉的最大贡献是他大胆而彻底地扬弃了千余年来的旧律制,创造了现今世界各国都在应用的十二平均律,这是我国声学史的一项杰出贡献。总其要,朱载堉实质上是在八度音之间分成12个音程相等的半音,顺序组成12个等程律,又叫十二平均律,如此,可以用任何一律作为主音组成各调的音阶,而且它们全音的音程都是一样的。这在乐律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比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塞恩于1636年发表的十二平均律要早52年。

方以智《物理小识》:方以智,桐城浮山人,生于明朝末年,明亡后,对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度易服为僧,晚年定居江西青原山,从事著述和讲学。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医学会通》、《切韵源流》、《诸子燔痏》、《浮山文集》前后编等。

方以智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识》中。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有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力学诸多方面。它不仅总结了我国古代许多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当时西欧传入的科学知识,而且对其中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光学方面的成就更是突出。



安徽教育文化

一般了解:皖地的教育活动,包括两汉皖地尊儒兴学活动、魏晋安徽私学的兴起、宋元明清安徽书院的兴起和发展、近代安徽教育的变革。

掌握:皖籍教育家嵇康的教育思想、朱熹的教育思想、戴震的教育思想、胡适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重点掌握:皖籍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安徽教育历史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以前,安徽出现两次教育发达的高峰,即两汉时期官学兴起和魏晋时期的私学的兴办;宋代,为适应理学教育,书院兴起并形成书院教育制度,安徽产生全国最早的书院,至明清更是盛极一时,安徽成为书院教育最发达的省区;近代,安徽建立起各类新学堂,采用新式教育方法施教,在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主自由、开通民智方面,近代安徽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为安徽各项近代事业的展开和安徽革命进步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安徽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皖籍教育思想家:老子、庄子、管子都有杰出的教育思想;魏晋嵇康在玄学发达的背景下也提出了教育新见;宋以后至近代,皖籍教育家更是出类拔萃,群星灿烂,相映生辉,前有戴震、程瑶田,近有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堪称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大家。

一、两汉皖地尊儒兴学活动

汉武帝时期,儒学思想被推为国学,定为一尊,成为新时期指导全国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根本方针。由此,皖地尊儒兴学活动亦随之兴起。

首先,一些重视学校教育的官员、经师在皖地出现。西汉有何武重教扬州,东汉有李忠兴学丹阳。他们或重视教育,兴办郡国学校,为地方培养治理人才;或重视社会教化,教民破除陋风劣谷,推广生产技术知识等等。这些在“独尊儒术”政策思想指导下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活动,为安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官学兴盛的背景下,汉代安徽地区的文化教育成果,以淮北最为显著。在《汉书·儒林传》中,有皖籍学者16人,其中淮北沛郡就有12人,江淮之间的九江郡3人,皖南的丹阳郡仅一人。值得一提的是,皖人文翁(庐江郡人),在蜀郡做太守期间,由于办学成绩突出,受到汉武帝嘉奖,其郡办官学的经验被令在全国推广,并由此,汉政府开始在全国各郡、各王国设立官办学校。

与官学相并行,汉代安徽民间私人教育亦得到开展,安徽淮北地区就出了两个著名的私人教育家,桓荣和张酺。沛郡人桓荣,以欧阳学派的《尚书》经传家,王莽代汉时他辞官来到九江郡,以教授为业,门徒常有数百人,至东汉初年他应召入仕,期间共历30余年,教授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他的儿子桓郁、孙子桓焉曾以教授为业,不但在安徽地区,还在长安及河南的颍川讲学,各有门徒数百人。张酺是汝南郡细阳(在今太和)人,亦以《尚书》经传家,早年曾投桓荣门下求学,后来自己设帐讲学,门下常有学生数百人,因而声名远播,最后也被东汉政府征召为官。

二、魏晋安徽私学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私学第二次大发展的时期,私人教育一度出现相对繁荣的局面,产生许多民间教育家。东晋庐江潜人杜夷与南朝宋庐江灊人何尚之、南齐沛郡相人刘王王献就是其中著名的几位。

杜夷,西晋名儒、经师、学官。少性恬泊,操尚贞素,家境贫窘,曾寓居汝、颍之间,潜心攻读习研,十载足不出户。年四十余,始还居乡里,设学聚徒,生徒千人。杜夷一生,虽备受皇家尊崇与礼遇,朝廷屡欲拔擢,然夷始终安贫乐道、绝意仕途,只有很短时间任国子祭酒,之外20余年均在乡梓教授私学,献身私学教育事业,对皖地乃至全国私学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教化、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尚之,南朝宋官员、教育家。官历丹阳郡尹、吏部尚书、国子祭酒等。何尚之任丹阳尹时,曾于南郭外立宅舍,置玄学,聚生徒,讲授和研究玄学。何尚之对玄学的研究和宣传并立馆讲学,有助于打破儒家经学一统学校的地位,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刘王献,,南朝宋、齐名儒、教育家。其家贫,少笃学,博通《五经》。刘王献早年即设学乡里,聚徒教授,终生从事私学教育工作,循循善诱,教导有方。他曾与名儒吴苞同于褚彦回宅讲授,诸生朝听王献,讲《礼》,晚听苞讲《论语》、《孝经》,培育了不少人才。

三、宋元明清安徽书院的兴起和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发轫于唐,至宋形成制度,南宋时大盛,迄明、清发达完备,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书院制度对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

安徽在全国是书院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省区。据近人吴景贤《安徽书院志》记载,从宋至清安徽共有265所书院;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书院》记载有254所。实际上,从现今掌握的材料来看,安徽书院总数要大大超过这两个数字。

宋代安徽书院约有34所,在全国所占位次,仅低于江西、浙江和湖南三省,居第四位。综观两宋时安徽书院的创建,其中官办的书院仅有4所(阜阳西湖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当涂天门、丹阳书院),且有3所由皇帝赐额题名;其余绝大多数与全国一样,为私人创建,而且不少先是私人读书治学之地,而后才发展为书院。

元代安徽新建35所,保留、修复或重建前代书院9所,共计44所。绝大多数书院由名儒名师主持和主讲,如胡炳文主讲明经书院,郑玉、鲍元康主讲师山书院,曹泾主讲西畴、初山书院,汪一龙主讲晦庵书院,胡一桂主讲湖山书院,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南宋具有民族气节的名儒学者,入元不仕,退而讲学的,这是当时安徽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

明代安徽书院至少在138所以上,此时,书院的分布仍以皖南为主,但呈向皖中、皖东、皖西发展的态势,后三个地区的书院达40余所,约占安徽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相对于官学,明代私办或由私人主讲的书院,不仅保持了自由讲学习业的特点,而且还发展为讲会制度,自由讲学更盛,推动了书院教育质量的提高。当时安徽影响较大的讲会有:歙县紫阳讲会、泾县水西讲会、宁国同善会、太平九龙会、广告复初会、贵池光岳会、休宁还古讲会等。

清代安徽书院总数在203所,其中有时间可考的新建书院116所,修复重建46所,另有41所建置不详。此时,政府官员开始掌管书院诸如择山长、选教育、收学生到课业、课考、廪养、俸禄,以及参加科考、取任等方面事务,官办书院成为清朝安徽书院的最重要特色,书院实际蜕变为官学的附庸,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四、近代安徽教育的变革

清末,废科举,行新学,安徽的文化教育位于全国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庆就曾办有尚文小学堂;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省求是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85),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1901年,清政府重申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之后安徽各地先后建起了一大批中小学堂,据统计,1902-1907年,全省共设21所中学堂,其中省属3所,分别是皖江中学、第一中学和安徽公学。与此同时,各种专门学堂也应运而兴。除省立师范外,又增设了徽州紫阳师范学堂、凤阳师范学堂等14所中等师范学堂。此外还设立了中等工业学堂、寿州初等工业学堂、太和中等蚕桑学堂和阜阳蚕桑学所实业学堂。

除上述学校外,外国教会所办的学校在近代安徽教育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知名者如芜湖广益中学(后更名为圣雅各中学)、萃文中学、培德女学堂,安庆二郎圣保罗中学,合肥三育学堂,怀远淮西学堂等。这些学校,除传授宗教知识外,也设有语文、史地、自然等课程。其设立的本意是进行宗教宣传,企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但客观上却对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发展教育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以造就洋务人才。1872年中国第一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30名,其中有安徽婺源人詹天佑。1874年所派第三批留美学生中有两名安徽人,即休宁的吴敬荣、黟县的程大业。1875年第四批留美学生中有安徽怀远的黄祖莲。这是安徽最早的留学生。

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新的学制,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学堂改称学校,承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废止读经和奖励出身制度。从民国16年到26年的10年间,安徽各类教育事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步建立。民国17年以后,先后建立了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和安徽工业专科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除皖南山区少数学校尚能继续维持外,,其余学校大多关闭,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省立安徽大学停办。至全国解放前夕,安徽教育事业不仅明显落后于华东各省,而且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平均发展水平。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0
五、皖籍教育思想家

嵇康的教育思想

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和著名的玄学家,嵇康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人生观,并有“内和外见”的音乐见解,其中包涵了丰富而杰出的教育思想。

“名教”,它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理论支柱,具体表现为儒家所极力倡行的仁义礼乐、名分等级之教,嵇康认为,这种教育是箝制人的思想,戕害人的个性,违反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天性丧真”的教育。嵇康从其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名教”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嵇康对于名教的批判,虽然其中有些偏激、片面之语,有全盘否定古代文化之嫌;但是,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以后的400年间,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受到全面批判与否定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嵇康反对“名教”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要求思想解放的大无畏的勇气。

朱熹的教育思想:

南宋时期最著名的教育家。朱熹毕生致力于兴学校,明教化,传经著述,教授生徒,先后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并建构起恢宏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教育目的上,朱熹继承发展了先秦的教育目的论,提出“明人伦”、“为圣贤”的教育目标。

教育过程上,朱熹提出“五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

教学原则和方法上,朱熹强调“教有成法”、“学有成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这些教育思想,是朱熹全面继承发展儒家教学思想,并在自己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富有价值的教学经验,使我国古代的教学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朱熹关于教育、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为学、修业、进德之道,关于教学与读书之法,从学到思到行都提出了很多精辟见解,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应当说诸多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尤其是他重视教育,悉心教导,献身教业的精神,以及循循善诱,谆谆诲人,羝掖后生的师德与教学态度,为后世人师树立了典范。朱熹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大大丰富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于今天亦有借鉴意义。

戴震的教育思想

戴震在教育内容上,提出以经学为主,同时注重实用科学。戴震本人在天文、数学、地理、水利、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很深研究,并有很多编纂和著作,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实用科学的教育,并试图构想建立一个包括经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学、哲学等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一教育思想意在反对宋明理学,同时也矫正了汉唐以来儒学教育之偏失,并已具有近代教育因素。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驱。因为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由“知行”改名“行知”,以彰其志,他的一生都在以积极的行动和实践追求着其“教育救国”的理想,“爱国主义”和“平民教育”一以贯之地贯穿于他所有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念中,曾被毛泽东称赞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总结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生活教育”理论,普及教育的思想,儿童教育的思想及师范教育的思想。影响最著的是其“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的理论直接来源于陶行知积极而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对其师杜威先生反传统教育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吸收和改造。“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讲的是教育同生活的关系问题。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其所包涵的特质有:第一是生活的,第二是行动的,第三是大众的,第四是前进的,第五是世界的,第六是有历史联系。同时还要满足五个条件:第一教育必须是战斗的,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第二教育必须是生活的;第三教育必须是科学的;第四教育必须是大众的;第五教育计划的。

“社会即学校”与“生活即教育”是密切联系的。社会即学校,则“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否认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这种“生活教育”让学生亲近人民大众,接触自然和社会,改变了传统市场、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状态。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教学论,也可以说是教育方法论。陶行知认为,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臬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主张以实际生活为中心,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强调教与学都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达到“学用一致”。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1
安徽的文学、艺术



安徽的文学

一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徽文学概况、唐五代时期安徽文学概况、两宋时期安徽文学概况、元明清时期安徽文学概况、现代安徽文学概况。

掌握:“三曹”的诗文创作、梅尧臣的文学成就、胡适与他的《尝试集》、“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

重点掌握:清代桐城文派的辉煌与成就、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徽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安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也从此时拉开了序幕。曹操父子与嵇康是这一时期安徽文坛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贡献卓越,影响深远。

(一)“三曹”的诗文创作

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指汉魏时期的曹操、曹丕与曹植父子。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均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

1、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的诗歌今存约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他尤擅写四言诗。这一诗体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佳作。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带有明显政治家的气魄。如《步出夏门行》中《观沧海》一诗:“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气势磅礴,格调雄放,寥寥数笔,不加润饰,即能状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了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

《步出夏门行》中还有一名篇《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世说新语》曾载:东晋时代的大将军王敦,每酒后辄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可见曹操诗对后世的影响。

曹操的另一首《短歌行》也十分有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开篇,中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又化用《诗经》自然妥贴,后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收束,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成其大业的心情。

曹操还有一些诗歌把汉末动乱的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称为“汉末实录”。例如他的《薤露行》、《蒿里行》等。他的诗作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这一时期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2、曹丕

曹丕(187~226),魏文帝,也是位著名的文学家。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他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他的诗歌今存约40首,绝大多数是乐府。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杂诗》等。曹丕的诗歌多模仿民歌来叙事抒情,善于取材闾间小事。他的诗歌笔致细腻,语言流畅,偏重抒情,格调清新。特别是一些以游子、思妇为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得凄婉动人,例如他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摇踵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写景与抒情巧妙交融。

曹丕的文章以书札见长,如《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答曹洪书》等,清丽卓约,富于情韵意趣,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体现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丕还著有《典论》一书。但全书已佚,唯《自叙》和《典论·论文》完整保存下来。其中《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先河的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高度界定了文学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接着总结了建安七子创作上的得失,提出了文学的观念、准则和尺度,开创了文气论, 即“文以气为主”的论断,还解释了文学批评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这篇论文足以奠定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3、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世称陈思王。天资聪颖,才华过人。“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谢灵运语)。现存诗80多首,辞赋、散文等40余篇。曹植以他的《七步诗》为我们所熟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再者就是表现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斗鸡》、《公宴》等。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往往在诗歌开篇就能传达出某种浓郁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曹植文赋的代表作《洛神赋》是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的玄妙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

(二)嵇康的诗歌与散文

嵇康(223~263),字叔夜,沛国 (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晋正始时期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于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有《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代秋胡歌》、《幽愤诗》、《述志诗》、《思亲诗》、《琴歌》、《游仙诗》等。

嵇康的文章也非常出色。他的散文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长于析理,注重理性的感悟和阐发;二是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敢于真实地抒写个体情性,勇于表现肯定自我的要求和愿望。他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宅无吉凶摄生论难》、《管蔡论》等都长于析辩,而他的《家诫》、《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则完全是其个性的体现,其中《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看作他的代表作之一。全文文笔自由奔放,率性畅达。他的诗歌文章,既继承了建安文学的通脱之风,同时又具有正始文人任性而为,与自然亲和的特点。

二、唐五代时期的安徽文学

(一)诗歌创作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此时安徽诗坛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出现了池州诗人群和宣州诗人群。这两个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的诗歌非常具有安徽地域文化特色,另外,安徽的巢湖地区还诞生了中唐著名诗人张籍。李白、白居易、杜牧等著名诗人在安徽的游历与生活也促进了安徽诗歌的繁荣。

1、池州诗人群

安史之乱后,中原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而江南一带则相对安定,文化也趋于繁荣,在皖南的池州地区涌现出众多诗人,代表人物有杜荀鹤、费冠卿、张乔、殷文圭等。

杜荀鹤(846~904),唐代著名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台人,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著有《唐风集》10卷,现存诗300余首。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唐末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悲惨遭遇,例如他的《山中寡妇》、《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乱后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等,都相当具有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

杜荀鹤长期生活在池州,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对家乡风物十分热爱,因此吟咏九华山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类诗歌有《山居寄同志》、《寄李隐居》、《醉书僧壁》、《溪岸秋思》、《秋日怀九华旧居》、《闲居书事》等多篇。诗人用大量的作品展现九华山的风光,例如“家山白云里,卧在最高峰。”(《寄舍弟》),“琴临秋水弹明月,酒就东山酌白云。” (《山中寄诗友》),“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醉来睡着无人唤,流到前溪也不知。”(《溪兴》)。这些诗歌都堪称质朴明畅、清新秀逸的佳作。

费冠卿,字子军,池州人。生卒年不详,屡试不第,久留京师,与当时名诗人姚合交游,后长年隐居九华山。曾被下诏拜为右拾遗,却谢绝不赴。《全唐诗》录其诗1卷。

费冠卿品性高洁,擅长诗文,隐居九华山期间,写了不少咏吟九华山诗篇。

张乔,池州人,懿宗咸通年进士,生卒年不详,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子称“咸通十哲”。因避黄巢之乱,归隐九华山。诗清雅巧思,风格颇似贾岛。

殷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阳人,生卒年不详。初居九华,刻苦于学,与同乡诗人杜荀鹤、顾云等交游唱和,殷文圭作诗很多,《全唐诗》仅录其诗1卷。

2、宣州诗人群

宣州的诗人代表人物有刘太真、许棠、汪遵等。

刘太真,宣州人,生卒年不祥,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刘太真著有诗文集30卷,他在德宗贞元年间就以诗名震京师,与名诗人顾况是朋友。《全唐诗》仅存诗3首,其中《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古壁苔》,就是写他故乡宣州东峰亭的。

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人,生卒年不详。早年四处漫游,唐懿宗年间白发及第,曾为江宁丞。后辞官,潦倒以终。在当时诗坛享有盛誉,因作洞庭诗著名,时号许洞庭。又与诗人郑谷和池州诗人张乔等合称“咸通十哲”。《全唐诗》存其诗2卷,计150余首,全为五、七言律诗。

汪遵,宣州泾县人,生卒年不详,初为小吏,家贫,昼夜苦读。《全唐诗》存其诗1卷。

此外宣州诗人还有罗立言、刘太冲等。

3、著名诗人张籍

张籍(约767~830),字文昌。中唐著名诗人。祖籍苏州,先世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张籍家贫苦学,进士及第后历任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世称“张水部”、“张司业”。他与孟郊、白居易、韩愈等诗人交谊深厚,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全唐诗》存其诗5卷,中华书局曾编《张籍诗集》8卷,共计480多首。

张籍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多数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对人民的同情。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形象。语言通俗平易而又凝练雅致,常以口语入诗,很有民歌的风味。总体上说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清雅通俗,对晚唐诗坛影响很大。

4、唐代安徽诗坛中的外地名诗人

在唐代安徽诗坛中,还有不少外地著名诗人,例如李白、白居易、韦应物、李绅、刘禹锡等。他们在安徽的游历和生活,为唐时安徽文坛增添了异彩。他们用大量诗歌作品向世人展现了安徽的地域文化和秀美山川。

其中与安徽联系最深、最有盛名的当属大诗人李白。在《李太白全集》的900多首诗歌中,创作于安徽和歌咏安徽风土人情、地域风光的就有近300首,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安徽各地,而且处处留下诗篇。他的不少杰作都诞生在安徽。例如在宣城写下千古名诗如《独坐敬亭山》、《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及《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其中的名句像“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以宣城为中心,李白还游历了南陵、泾县诸地,写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泾川送族弟錞》、《与谢良辅游泾川陵岩寺》、《赠汪伦》等诗。

在安徽贵池秋浦县,李白居住了数年之久,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有著名组诗《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的第十四、十五首知名度最高: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至于安徽最负盛名的九华山和黄山,李白更是纵情泼墨: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俯窥天目松。(《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

安徽的有些地方,李白一生曾来过数次。像马鞍山的采石矶(牛渚矶)。诗人早年曾作《横江词》六首,集中地展现了这里的风光,在他中年后,历经岁月蹉跎,又来到此处,在江上写下了著名的《夜泊牛渚怀古》一诗,发出“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之感慨。李白晚年生活困窘,后来他的族叔李阳冰接他到当涂定居,李白也终老于此。

除了李白外,唐代还有多位名诗人在安徽进行过文学创作,例如韦应物,曾任滁州刺史,在此地的著名作品有《滁州西涧》、《游西山》等;白居易,曾在宣州写下《窗中列远岫》、《送侯权秀才序》等作品;刘禹锡,曾任和州刺史,在此地的著名作品有《陋室铭》、《和州刺史厅壁记》等。此外,李绅、杜牧、许浑、罗隐等诗人也都曾在安徽为官,其间也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

(二)散文、小说的成就

唐代安徽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散文的“吴富体”,以及著名传奇小说集《剧谈录》的诞生。

1、散文家吴少微和“吴富体”

吴少微(约663~ 750),唐代散文家、诗人,字仲材,号遂谷,新安(今安徽黄山)人。《新唐书·艺文志》著有《吴少微集》10卷,已佚。《全唐文》存其文6篇,《全唐诗》存诗6首。唐中宗时他与富嘉谟同朝为官且交谊深厚,两人文风相近,力矫徐庾余风,名重一时,号“吴富体”(也作“富吴体”)。 “吴富体”的特点是:以经典为本,典雅雄厚,气势豪迈。“吴富体”作为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的散文文体,对古文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人岑仲勉认为,吴、富二人之文,“诚继陈拾遗而起之一派,韩、柳不得专美于后也”(《金石论丛》)。
2、康骈和他的《剧谈录》

康軿,一作康骈,字驾言,池州人。他是晚唐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写有唐代著名传奇小说集《剧谈录》,共2卷,42则。

《剧谈录》是作者康軿自述“新见异闻”,大多讲神鬼灵应,也有一些武侠故事和当时奇事。这些生动的文言短篇小说,上承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下对宋代的《太平广记》甚至清代的《聊斋志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连现代武侠大师金庸也曾经专门解读过《剧谈录》中的作品。该书除了对后世的神魔小说和武侠小说产生重大影响外,还提供了对唐代世情生活的珍贵研究史料,
    三、两宋时期安徽文学概况

(一)诗词创作

1、姚铉和他的《唐文粹》

姚铉(968~1020),北宋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字宝之。历京西、河东、两浙转运使,终舒州(今安徽潜山)团练副使。姚铉文学修养深厚,文章敏丽。尚韩、柳古文,与柳开等共同开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著有诗文集20卷,可惜大多散佚。《全宋诗》中仅录其诗6首。他在文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编写了著名的《唐文粹》。

《唐文粹》是一部唐代文学总集,唐代诗文精华,大多荟萃其中,故为人所推重。该书在宋代就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士子诵习的范本。姚铉选录作品的风格和编写体例对后世选家也有一定影响。《唐文粹》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唐文选本,入选作品多是各家代表之作,不少作品因此书才得以保存,这也是安徽文人姚铉的功绩。
2、梅尧臣的文学成就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北宋著名文学家,宣城人,世称宛陵先生(宣城古名宛陵)。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梅尧臣的著作,今存《宛陵先生集》60卷。

梅尧臣早年诗作受西昆体影响,后诗风转变,提出与西昆派针锋相对的主张:在诗歌创作思想上他充分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力主儒家诗论的“美刺兴寄”。“美刺”即歌颂与讽刺,“兴寄”就是比兴寄托,要“因事有所激”,感于现实,托物言志,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因此他写了大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深刻揭示社会生活,表达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例如他的《田家语》:“谁道田家乐? 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这首诗用农民的口气,申诉了农民遭受的苦难。再如《陶者》一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住大厦。”对比强烈,鲜明地道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类作品还有《汝坟贫女》、《田家四时》、《伤桑》、《新茧》、《村豪》、《织妇》等。

梅尧臣在诗歌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与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一著名的艺术要求,如《鲁山山行》中写: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总体来说,梅尧臣诗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风格平淡朴素,而又能含蓄深刻。其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也影响了宋诗的发展方向。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其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3、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和他的词

张孝祥(约1132~1169),南宋著名词人。张籍后裔,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人(今安徽和县)人,后居芜湖。绍兴年间状元,历官秘书郎、中书舍人等。他的诗词书法俱佳,尤以词著称,为南宋豪放派代表词人,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传世。

张孝祥词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内容多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成就。例如其著名长调《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该词既歌颂了抗金将领的功业,又写到了对中原失地的怀念,可谓喜中含愁,慷慨而又悲壮。全词笔墨酣畅,豪健奔放,表现出词人深厚的爱国之情。

再如他的《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写“万里中原烽火北”,表达了对故土中原的怀念,又《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中写“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对南宋王朝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张孝祥还有些写景抒情的词作,同样具有豪迈磊落的风格。例如他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上阕描写洞庭湖美丽景色,下阕抒发“肝肺皆冰雪”的高洁胸怀,全词境界清疏空阔,情调慷慨坦荡,是一首情景相融的佳作。

除豪放之作外,张孝祥也有些清丽飘逸的小令。不过其词的主旋律还是激扬豪迈的爱国情怀。他的词因为是凭激情进行创作,“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 (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所以情感连贯,热情澎湃,语言流畅自然,又能融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总之张孝祥词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豪放一派,又下启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诗话创作

“诗话”是古代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言论、事迹的著作。该文体始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盛行于宋代。两宋安徽作家的诗话创作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前后出现了《诗总》、《苕溪渔隐丛话》、《紫微诗话》、《童蒙诗训》和《竹坡诗话》等较有影响的诗话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丛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诗话集。作者胡仔,字元任,安徽绩溪人(约1110~1170),晚年隐居浙江湖州苕溪,遂自号苕溪渔隐。

此书是胡仔穷一生之力的杰作,分前后两集,共100卷,50余万字。涉及上百位古代诗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格律、掌故等。胡仔在自序中认为“开元之李杜,元佑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因此他论诗格外推崇李白、杜甫、苏轼和黄庭坚。在重视前人创作成果的同时,他还强调诗歌必须不断创新,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对后人学诗很有裨益。

《苕溪渔隐丛话》的编纂体例是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即写到某位大家,跟他有联系的诗人也连带介绍,均以年代为序,将作家、作品与生平事迹有机结合。有不少散佚的材料,靠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意义非常重大。

(三)外地文学名家在安徽的创作

与唐代一样,两宋时期也有不少文学名家来到安徽为官和生活,他们在当地的创作也为安徽文坛增色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文学家欧阳修。他多次来到安徽,在安徽的滁州和阜阳生活多年,留下了许多著名作品。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被降职外放到滁州任太守。期间修建了著名的丰乐亭和醉翁亭,创作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后者更是广为传诵。全文生动地描写了安徽滁州的优美景色,使得在中国古典文坛上,滁州与欧阳修的名字永远连在了一起。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从滁州调知扬州,一年后又调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他有很多诗词作品也与此地有关,例如他著名的组词《采桑子》十三首描写的多是颍州西湖的秀美风光。欧阳修与安徽感情很深,在他晚年还请求退居颍州,有诗道:“欲知颍水新居士,即是滁山旧醉翁。”最后葬于颍州。

四、元明清时期安徽文学概况

(一)元代安徽文学

1、诗词创作

元代安徽文坛与当时的中国文坛一样,突出的是戏剧,诗文成就不高。不过也有几位较知名的诗人,如宋末元初的诗人方回、贡奎与贡师泰父子诗人等。

方回(1227~1305),元代文学家,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为人谄媚多变,人品较差,仕元后,得任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今存《桐江集》4卷,《桐江续集》36卷,诗话《瀛奎律髓》49卷等。

方回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诗宗江西诗派,学习黄庭坚、陈师道,而失之粗劲,缺少灵动活泼。不过他还是被后世认为是江西诗派中最后一位重要诗人,其诗可以看作是对盛行了二百余年的江西诗派的艺术总结。

贡奎(1269~1329),字仲章,安徽宣城人,著有《云林集》。他的一些写景抒情诗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贡奎之子。他为官清正,又以文学闻名当时,为元朝“名高一代,文明千古”的人物。著有《诗经补注》、《玩斋集》、《东轩集》等。和其父一样,他在写景抒情的小诗上较有成就。

此时安徽的词坛也是作者众而成就微,词家有陈栎、束从周、舒頔、舒逊、罗志仁、赵汸、曹伯启等人。其中较知名的是安徽绩溪人舒頔。舒頔(1304 ~1377),字道原,有《贞素斋集》、《北庄遗稿》等。其词较多反映了元末动荡时代中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2、孟汉卿和他的杂剧《魔合罗》

孟汉卿,元代戏曲作家,安徽亳州人,所著杂剧仅《魔合罗》一种。《太和正音谱》将之列入杰作之中,认为“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贾仲明亦赞其曰:“己斋老叟播声名,表字相同亦汉卿。”将他与关汉卿相提并论。

《魔合罗》又名《张鼎智勘魔合罗》,是一部优秀的公案剧。“魔合罗”为梵语的音译,是一种泥塑娃娃,民间用来乞巧。剧本写李德昌经商归家,中途病倒在古庙中,便求卖魔合罗的小贩高山给妻子刘玉娘送信。李德昌的弟弟李文道闻讯,到庙内毒死了哥哥,反诬玉娘谋杀亲夫,逼嫂为妻。玉娘不从,事涉官府,竟被昏庸的知县判为死罪。六案都孔目张鼎要求复审,并利用重要线索魔合罗剥茧抽丝,终使案情真相大白。

作品情节紧张曲折,戏剧性强,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和娴熟的戏剧技巧。“魔合罗”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和推动剧情的关键。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张鼎这一正直干练的人物形象。另外送信老人高山善良、诙谐的性格,描写得也很成功。《魔合罗》的曲词本色,艺术性较高,在音律上也有所创新。

(二)明代安徽文学

1、诗文创作

(1)程嘉燧、吴应箕的文学成就

程嘉燧(1565~1644),明代著名诗人、画家。字孟阳,号松园、偈庵,休宁(一说歙县)人,寓居嘉定(今上海市),为“嘉定四先生”之一。诗在当时与陈子龙齐名。程嘉燧论诗主张先立人格,然后有诗格,其诗情感真挚,清丽委婉。他的文章也很出色,所著有《偈庵集》、《松园浪淘集》、《破山兴福寺志》等。

吴应箕 (1594~1645),字次尾,号楼山,安徽贵池人。明代文学家。吴应箕出身贫寒,嗜诗赋,喜游历,所到之处,均留诗文。他还是复社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明亡后,他在家乡进行反清起义,兵败被俘后慷慨就义。 他一生著述甚多,在文学、政治、经济、哲学、军事、艺术等方面均有研究,有《熹朝忠节传》、《两朝剥复录》、《读书止观录》、《楼山堂集》等。
    吴应箕在诗文方面造诣最深。他强调诗歌应具有现实精神,悯时伤事。在风格上他比较欣赏质朴平淡的民歌风格,提出真诗在民间的观点。吴应箕的诗歌也实践了他的诗论主张,大多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的疾苦,像《耕田苦》、《大旱歌》、《食土行》等,而且诗如其人,质朴激昂,具有较强的人民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有一些小诗写得是自然无雕琢,像《题镇国寺壁》中写“杉山山寺万山开,梦里曾经几度来。”相当清雅。

吴应箕的赋也与其诗歌一样,多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例如他的《悯乱赋》写清兵入侵,《吊忠赋》写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还有些状物抒情的赋,像《雪竹赋》歌颂雪竹的美与高洁,由竹格写到人格,辞意挺拔,不同凡响。他编撰的史论、策论性文章,如力主明王朝改革政治的《拟进策》等,当时士大夫也争而颂习。
     总之,贵池吴应箕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高尚的人格当之无愧成为这一时期安徽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2)桐城名家方以智与钱澄之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浮山愚者等,与冒襄、侯方域、陈贞慧合称明季四公子,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其中最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还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医学会通》等。

方以智早年就以文章名震天下。他曾和钱澄之等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
    此外,他的诗词也非常出色。诗风质朴晓畅,而又颇有韵律。例如《三叠泉》、《独往》、《示儿》等作品。而且他的作品中也时常流露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小令《忆秦娥》等。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明末爱国志士、文学家。钱澄之早年就和方以智同为安徽复社领袖,后参与反清起义失败,辗转入桂,为桂王朱由榔的庶吉士。弃官归里后,结庐先人墓旁,闭门著书。钱澄之学识渊博,对数学、地理、训诂、义理都有研究。著有《庄屈合诂》、《田间易学》、《田间文集》、《藏山阁诗存》等。

他的文章文笔雄健质朴、不事雕琢,又专治古文,文章精洁、典雅,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他的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多反映当时百姓的悲惨生活。例如《水夫谣》诗中写道:“水夫住在长江边,年年捉送装兵船,上水下水不计数,但见船来点夫去。十家门派一夫行,生死向前无怨声……”其他如《催粮行》、《获稻行》、《捉船行》等,均表达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钱澄之归隐后的一些五言古诗,多冲淡闲逸,风格颇似陶渊明,如《田园杂诗》十七首等。他还有些写景抒情的诗歌,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2、戏剧创作

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安徽凤阳人,别号臞仙﹑涵虚子等,世称宁献王,明初戏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多部杂剧,《太和正音谱》是他的主要成就。这部著作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尤其是音韵格律方面的宝贵财富。

朱有燉(1379~1439),明初杂剧作家,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等。安徽凤阳人,明成祖朱棣长子,世称周宪王。他在诗文和戏曲上均造诣非凡,除著有多部诗文集外,还有散曲《诚斋乐府》2卷,杂剧31种。他的戏曲作品,文词本色,音律和谐,注意调剂冷热场与歌舞的穿插。同时他还对杂剧形式进行了改革,如突破一人主唱的限制,不纯唱北曲等,对杂剧与南戏的融合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朱氏叔侄之后,安徽较有成就的戏剧作家有:

郑之珍(1518~1595),明代戏剧作家,字汝席,号高石山人,安徽祁门人。著有传奇《目连救母》,又名《劝善记》。该传奇是在目连传说的变文、杂剧基础上改编而成。剧中写傅罗卜(法号目连),为救母去西天取经,学得佛法后深入地狱,历经磨难救出母亲的故事。主旨在宣扬封建孝道与佛法。剧中揉进了很多民间传说和爱情故事,穿插了魔术和杂耍等表演形式,情节曲折,想像力极为丰富。这是现存目连戏的最早版本。

汪道昆(1525~1593),明代著名文学家,字伯玉,号南溟、太函。安徽歙县人。擅长古文诗词,工戏曲。诗文理论宗前后七子,世称“后五子”之一,官至兵部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

汪道昆在杂剧创作上享有盛名,今存《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四种,都是一折短剧,合称《大雅堂乐府》。内容都借传说来写历史人物的爱情故事:《高唐梦》叙楚襄王梦中会见巫山神女;《五湖游》述范蠡同西施归隐太湖之事;《远山戏》取汉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故事;《洛水悲》写甄后之魂化为洛水之神,与曹植的奇遇。

汪道昆的杂剧,体现出明代士大夫阶层戏剧创作中遣兴娱情的一种倾向,所以题材狭窄,多写文人风流雅事。艺术方面,他将传统诗文含蓄蕴籍的表现手法引入杂剧创作,使得《大雅堂乐府》文词清丽委婉,成为明代杂剧代表作品之一。

梅鼎祚(1549 ~1615),字禹金,号胜乐道人,安徽宣城人,16岁时即以诗文名扬江南。他著作宏富,诗文有《梅禹金集》20卷、《鹿裘石室集》65卷;小说有《才鬼记》16卷,《青泥莲花记》13卷;剧本有杂剧《昆仑奴》,传奇《玉合记》、《长命缕》;还辑有《历代文纪》、《唐乐苑》等。

阮大铖(约1587~1646),明末著名诗人、戏曲家,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石巢等。其人品行恶劣,在青史上素有骂名,但在文学上却很有成就。诗文有《咏怀堂全集》,传奇多部,今存《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四种,合称《石巢四种》。其中又以前二种名气最大。阮大铖的戏剧作品,曲工词丽、情节热闹,尤擅用误会与巧合法制造喜剧效果,在中国古典喜剧的创作上堪称楷模。

(3)文言小说创作

明代安徽较为突出的文言小说作家有陶辅、梅鼎祚和曹臣。他们的作品已经能够体现明代文言小说的总体特征和艺术水平。

陶辅 (1441~1523后),字廷弼,号夕川老人,安徽凤阳人,明代中期著名的学者和小说家,著有杂录《桑榆漫志》及小说《花影集》。

《花影集》是一部爱情题材的小说集。其中多数作品都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来表现爱情婚姻,能反映出作家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心坚金石传》是小说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说的是元代书生李彦直与张丽蓉相爱,却被参政阿鲁泰拆散,将张丽蓉强行以舟送京师。痴情李彦直徒步随船行三千里,足肤俱裂而死。张丽蓉闻讯后也自缢舟中。二人遗体被焚化后,心中均出现了状如金玉的对方人形。小说用浪漫和想像的手法对李、张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进行了动人的歌颂,很有思想性。

明代写青楼故事的轶事小说,以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最有名。《青泥莲花记》共十三卷,汇录了历代妓女的事迹,表现她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书中所选人物既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梁红玉、孙凤奴等巾帼英雄,也有前代传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如李娃、霍小玉等,还有崔微、段东美等当时名妓。作家将她们喻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希望通过此书“以娼论古”,达到宣扬民主思想和善良人性及批判现实的目的。全书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曹臣的琐言小说《舌华录》也较有知名度。曹臣,字荩之,明代小说家,歙县人。其代表作《舌华录》广泛记载了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后期内的世人问答隽语,分18门类进行编辑。风格类似《世说新语》。全书妙语纷呈,言约旨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三)清代安徽文学

1、桐城文派的辉煌与成就

桐城文派又称桐城派或桐城古文派,因其创始及代表人物均系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创始于康、乾之际,于嘉、道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参与作家之众、流传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之盛誉。

(1)桐城文派的发展历史

桐城文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其中戴名世更被看作是桐城派的奠基人。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褐夫,号南山、忧庵。清初著名文史学家。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其代表作是《南山集》(又名《南山集偶抄》)。《南山集》中辑录戴名世散文百余篇,全部是唐宋体古文,由方苞作序。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全国,打开了桐城古文的知名度,但因书中写有明末抗清的史实,又酿成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
桐城派文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清代散文家,桐城文派的创始人。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儒家思想;“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的形式技巧。他认为“义”、“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从唐宋八大家散文入手。不过他也反对仅从形式上拟古的倾向。他的这些主张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弟子刘大櫆接着成为桐城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 (1698~1779),清代散文家,字才甫、耕南,号海峰。刘大櫆一生主要致力于教学,著作颇丰,有《海峰先生诗文集》、《论文偶记》、《历朝诗约选》等。刘大櫆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提出 “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神气”是指语言的气势精神,是散文的审美本质,是作者个性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可从文章的字句、音节入手进行体察,感受作者情感的起伏顿挫,这是对我国文章韵律学说理论的一种总结和应用。

刘大櫆门下的弟子中又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1731~1815),清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也称他为惜抱先生。官至刑部郎中,后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曾选辑《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的范本。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即文章的主题、论证和文辞相统一,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性。他还提出了阴阳刚柔说,认为文章的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这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无疑是一个创举。

姚鼐之后,桐城派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和姚莹。他们又广为授徒,其弟子有桐城戴存庄、苏停元、方宗诚、陈澹然,合肥徐子岑等。后曾国藩创“湘乡派”,实为桐城派变体。“曾门四大弟子”为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他们将桐城派的影响进一步拓展。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其后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以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省外桐城派著名文人还有严复、林纾等,追随者更是数以千计,直至“五四”运动后桐城文派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桐城文派的文学成就
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清代以来,编辑出版的桐城派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等,举不胜举。

桐城派得以绵延久远,成为一代文章正宗,与其散文创作密不可分。桐城派散文在思想上宣传儒家思想;在内容题材上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辞上以文从字顺,清真雅正为特色。其论说之文,辞句精炼,逻辑性强,间有卓识;游记之文,多有传神之笔,使得山水草木生机盎然,又能寄情于景,抒发感叹;写人状物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记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明晰。总之,桐城派散文大都平易近人,清新可读,形成了整体的流派特色。在艺术风格方面又具有各人的个性特征。像方苞为文稳重博厚,质朴自然,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剪裁精当,刻画传神,后世一直列为古典文学教材;刘大櫆其文气肆才雄,恢宏壮阔,所作《答吴殿麟书》,气充势足,挥洒自如,充分体现其“神气”说;姚鼐散文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写景文,如所作《登泰山记》,描摹生动,色彩鲜明。姚鼐后的一些作家,作品更是汗牛充栋,风采各异。

桐城文派无疑是安徽文化的一项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1)吴敬梓的生平与思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曾随父亲到各地做官,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世,他又不善治财,生性豪迈,遇贫即施,很快沦入贫困。吴敬梓早年热衷科举,曾中秀才,后因科场不得意和饱尝世态炎凉,使他无意功名,又对官场的虚伪深感厌恶。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竟以病辞。雍正年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称“秦淮寓客”。晚年落拓扬州,后卒于客中。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12卷,还有他耗费半生精力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2)《儒林外史》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全书56章,由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又多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抨击科举制度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它以封建读书人的生活为着眼点,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讽刺了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名士的附庸风雅和虚伪卑劣,乃至原本淳朴的劳动人民被扭曲的道德灵魂。同时,作者还赞扬了那些拥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作家在揭露与讽刺的同时,还带有悯世的悲情心态,使得作品的思想情感又深了一层。

《儒林外史》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它的讽刺艺术。鲁迅先生认为“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作家在立足真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夸张、自相矛盾等讽刺手法,借助准确、精练、通俗、冷幽默式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超级吝啬鬼严监生,撞号板的周进,善良迂腐的马二先生,中举发疯的范进,灵魂蜕变的匡超人等等。除了讽刺外,《儒林外史》的结构也为后人称道。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在同一主题即揭露科举制度对儒林的毒害影响来贯串全书,从而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达到广泛反映儒林的目的。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结构方式也反映出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颇具特色。
    总之,《儒林外史》杰出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今天,《儒林外史》已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3、施闰章与凌廷堪的诗词成就

清代安徽写诗的文人众多,但总体成就不高,不过清初的施闰章较为知名。

施闰章 (1618~1683),字尚白、屺云,号愚山、蠖斋等,安徽宣城人。著有《学馀堂文集》28卷,《诗集》50卷,《遗集》6卷等。施闰章有不少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如《临江悯旱》、《新谷篇》、《铜井行》、《壮丁篇》等,深刻地反映了战乱与百姓的苦难生活,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施闰章的诗歌自然清新,继承了古代诗人现实主义传统,对当时和后世的诗坛都具有一定影响。

凌廷堪(1755~1809),字仲子、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著名学者。长于经史研究,工诗词及骈散文,在古代礼制和乐律方面成就突出,中举后任宁国府学教授,晚年讲学于安徽敬亭、紫阳书院,著有《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

《燕乐考原》为清代学术名著。在这部书中,凌廷堪揭示了燕乐由琵琶弦定律的奥秘,找到了理论上的调音与琵琶弦上的对应位置。该发现揭开了词律研究的千古疑窦,拉开了词体起源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序幕,在词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4、戏剧作家与作品

方成培,清代著名戏曲家,字仰松,号岫云词逸,歙县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雍正年间。方成培擅词曲戏剧,著有《听奕轩小稿》、《香研居词麈》、传奇《雷锋塔》和《双泉记》等。《雷锋塔》是他的代表作品。该传奇在民间白蛇传说和前人戏剧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再创作,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完善,白娘子的形象更加完美,法海成为破坏他人幸福的恶势力代表。作品的思想性也有进一步提高,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地位较高。

五、现代安徽文学概况

(一)多彩多姿的现代诗坛

安徽现代诗坛适应了诗歌的历史变革进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诗人数量众多,作品异彩纷呈,而且诗歌思潮和创作流派层出不穷。安徽现代诗坛上较为活跃且具影响得诗人,有胡适、田间、汪静之、宗白华等。

1、胡适与他的《尝试集》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将“形式上的革命”作为文学变革的起点,认为文言作为文学的工具已丧失了活力,从而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作者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

《尝试集》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反对封建专制,歌颂民主自由。如《孔丘》、《威权》等。《尝试集》中第二类作品,多是一些个人的小感触,小志趣,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某些生活侧面和思想感情。

在诗歌艺术发展上,《尝试集》也是一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旧诗藩篱,大胆创新诗体。二是吸取中外诗歌艺术长处,探索新诗创作方法。它一方面吸取借鉴了中国古典音韵理论和外国诗歌形式中有用的东西,一方面又是对旧诗声韵格律体系的大胆否定。例如,在《老鸦》、《应该》、《一颗星儿》、《上山》等诗中,以白话语言本身的自然节奏和音调轻重为基础,有意用双声、叠韵宇词对诗句的音步声调进行适当调整,使之语气自然而又和谐动听。

2、 “时代的鼓手”——田间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人。1935年,田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未明集》。193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两本诗集。这三本诗集得出版使田间受到了评论界和读者的注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田间迅速追踪着抗战的烽烟,写下了《中国的春天在号召全人类》、《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等著名诗篇。田间的些诗作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为历经千辛万苦的抗战军民输送精神炮弹的鼓动诗;另一类是对夺取胜利的英雄将士和在斗争中觉醒得普通民众着力赞美的讴歌诗。

田间的鼓动诗集中最充分体现诗人“擂鼓”气概的是那些短小精悍得“街头诗”。他的街头诗得共同特征是诗行简洁、通俗明白而又带有警策哲理,能够迅速揭示事物得本质,并能高强度撞击人的心灵。如,《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刺杀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诗人有意设置一种辩论式假设,然后由此迅即推出一种毋庸置疑、令人震悚得必然结果,因而具有令人信服的鼓舞力量。

田间的赞美讴歌诗大多是叙事诗。在这类诗歌中,田间努力追求大众化、民族化,从而带来了其诗从思想内容到语言、章法句式、形象结构等一系列变化。《戎冠秀》是歌颂被誉为“子弟兵母亲”得晋察冀边区著名劳模戎冠秀英雄事迹得叙事长诗。诗作选取戎冠秀苦难经历和英雄事迹中的33个片断,展示了这位身居旧中国底层的农村妇女,在接受教育后成长为新时代得主人和英雄母亲的曲折生活经历及精神历程,读后令人感受到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和战争教育人民的伟大意义。

田间的诗歌创作历程,记录着几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忠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命运的艰难变迁,人们也能时时触摸到诗人那颗与民族得灵魂热烈拥抱的诚挚心灵。田间的诗歌以其鲜明得独特性,为中国新诗得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不愧为时代的鼓手

(二)蓬勃发展的散文创作

安徽现代散文创作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散文创作队伍比较庞大。现代文学史上的安徽作家,几乎都创作过一定数量的散文作品。其次,散文体裁多种多样。举凡杂感、短评、小品、随笔、速写、报告、游记、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在安徽现代作家的散文创作中都有恰如其分的运用。陈独秀、吴组缃、周而复分别是安徽现代议论、抒情、叙事散文的代表。

1、陈独秀与“随感录”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随感录”的开创者,为杂文艺术的成长建立了重大的功绩。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随感录”这个栏目中,他也是撰写作品最多的作者。陈独秀的这类文字侧重于政治和社会问题,从“法律与言论自由”,谈到“革命与制度”,从“军人与官僚”,谈到“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抨击时弊,探索光明,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

2、吴组缃的抒情散文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茂林人,有《吴组缃小说散文选》名世。吴组缃的散文有着近乎小说的笔法,在叙述中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具有更丰富的艺术魅力。他很少直接倾泻自己的感情,而是在精心勾勒的场景中,冷静和细腻地描绘出生动的人物来。

《泰山风光》是吴组缃写的最成功的散文,它委婉曲折地描绘出了旧中国种种光怪陆离的现状,像道士和和尚的敛财手段、祖传乞丐的生财法门,都写得曲尽世态,物无遁形。吴组缃始终侧重于细腻地描绘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通过对他们一举手、一投足的细致勾勒能够做到烛隐洞幽,深刻准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刻画的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3、周而复的报告文学

周而复(1914——2004),安徽旌德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文艺蓬勃发展,报告文学成了时代的宠儿。周而复的创作最初以小说为主,在时代的感召下,他开始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写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和《东北横截面》是周而复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两部作品。

(三)成就卓著的小说创作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成就卓著。安徽作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运用各异的小说创作理论,多方位、多视角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纷纭变化的社会生活,以卓越的创作成就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画廊。安徽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台静农、蒋光慈、张恨水等,他们的创作基本上较全面地反映出安徽现代小说的历史面貌。

1、“地之子”——台静农

台静农(1902—1990),安徽霍邱人,未名社重要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建塔者》(1930年)等,在台湾有《台静农短篇小说集》、《龙坡杂文》等出版。他最有特色,且最具成就的,是那些始刊于《莽原》半月刊、随之结集为《地之子》的小说。

台静农笔下的安徽农村,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下,闭塞、灰冷、残败,有如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扑扑、鬼影幢幢。封建伦理和习俗是套在农民颈项上的枷锁,是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台静农的小说格调浓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2、“中国普罗文学的开创者”——蒋光慈

蒋光慈(1901—1931),安徽金寨县人。1921年到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回国,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赴上海组织太阳社,编刊物,倡导普罗文学。

蒋光慈认为普罗文学“新”在:一是题材新,写革命;二是主人公新,写工农兵,写英雄,写新人;三是给人以新的启示,主题新,思想新,有理想。基于此,蒋光慈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特色,即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撷取题材、塑造人物。小说《短裤党》,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得武装斗争。

蒋光慈的小说创作极具时代色彩,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小说有拓荒者特有的幼稚和弱点,但是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建和探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

3、“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出生于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张恨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现代通俗小说大师,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

1926年开笔的《金粉世家》,最初连载于《世界日报》,共112回,100万字左右,书中写了金铨一家的盛衰兴亡史,并以金燕西、冷清秋夫妇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散的故事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这一豪门贵族荒淫无耻的种种罪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官场生活和社会风貌。《金粉世家》人物繁多、场面浩大、故事曲折,但全篇布局严谨,脉络分明,人物也刻画得很有个性,是作者代表作之一。

我们不能把张恨水同鸳鸯蝴蝶派等旧小说作者等量齐观。这可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抗战期间,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战,写出许多直接反映抗战斗争的小说,如《热血之花》、《虎贲万岁》等。他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也都是这样的作品。由此可见,张恨水是一位有着爱国思想和社会良心的作家。其次是艺术表现,虽然《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都免不了有流连青楼、情场角逐之类的描写,但都没有迎合低级趣味,也没有大事渲染,只是将其看作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予以客观、冷静的反映。此外,张恨水自觉地改造章回小说,从主题、题材、艺术形象到艺术技巧、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在近代小说与现代小说、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架设了桥梁。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2
安徽的艺术

一般了解:安徽的戏曲艺术概况、舞蹈艺术概况、绘画艺术概况和建筑艺术概况。

掌握:安徽文房四宝特点。

重点掌握:贵池傩戏、徽剧、黄梅戏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徽派建筑艺术的主要特点。

一、戏曲艺术

1、安徽目连戏

目连戏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剧种,它主要搬演佛门弟子目连僧入冥间救母的故事。安徽目连戏又叫“大戏”,主要流行于当时的徽州、池州、宁国、太平四府地域。安徽目连戏具有较为固定、戏文典雅的剧目,正统而丰富的唱腔,神奇而夸张的脸谱,行当俱全,还有讲求排场的一套演出规矩,唱腔为联曲体制。安徽目连戏一开始受到弋阳腔、青阳腔的影响,主要是用高腔形式在演唱,后来又兼唱部分昆曲、乱弹、徽戏,流传的时间很长,影响很大,在戏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目连戏由于宣扬佛教行善劝世,大多是崇信佛教的信徒行善还愿时演出,故俗称“还愿戏”。现在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福建等地乡间也还有目连戏的演出,安徽目连戏流传时间长、辐射面积广、影响大,又因山区较偏僻闭塞,宗族关系复杂,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原生态的目连戏面貌。

2、贵池傩戏

贵池傩戏是安徽古老稀有剧种之一,它是以宗族为演出单位,以请神敬祖、驱邪纳福为目的,以佩戴面具为表演特征的古老戏曲艺术形式。贵池傩戏一般只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七至十五祭祀时择日演唱,演员和观众都是本宗族成员。贵池傩戏演出为三段体,即傩仪、傩舞——正戏——傩舞、吉祥词。也就是在正戏的前后,必须有“请神”和“送神”仪式,如“迎神下架”、“送神上架”、“请阳神”、“朝庙”等。贵池傩戏演出剧目有两类:一类是以舞蹈为主,以“悦神”为目的的傩舞与吉祥词。傩舞由《舞伞》、《打赤鸟》、《魁星点斗》、《舞古老钱》、《舞回回》、《舞滚灯》、《舞判》、《舞芭蕉扇》等十余种。吉祥词由《新年斋》、《问土地》、《问社公》和《散花》等。另一类是有唱、有白、有故事情节的正戏(又称“本戏”),剧目有《刘文龙赶考》、《孟姜女》、《张文显》、《摇钱记》、《陈州放粮》、《花关索》和《薛仁贵征东》等。另有《包文拯犁田》、《黄太尉》、《斩泾》、《姜子牙钓鱼》等剧目已失传。

由于贵池傩戏是在宗族内部代代沿袭,互不交流,加之活动范围和演出时间都很有限,不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还保留着傩戏形成初期的原始面貌,被誉为“戏曲活化石”。它对研究中国古代戏曲、民俗文化、社会风尚、宗教演变都有一定的价值。

3、徽剧

徽剧是我国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于安徽徽州、太平、青阳、石台一带。徽剧兴起之后,逐渐向外流传。清乾隆年间,徽剧名艺人高朗亭、郝天寿等,把徽剧带到扬州演出。乾隆五十五年,高朗亭又带到了北京,引起“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进京。从此,徽剧广泛流传,影响了全国。徽剧的传统剧目很多,富有徽剧特色的剧目有《水淹七军》、《义虎报》、《齐王点马》、《巧姻缘》、《借靴》、《龙凤扇》、《三挡》、《醉打三门》等。徽剧的唱腔多姿多彩,既有高雅的高腔、昆腔,优美的昆弋腔,活泼的吹腔,潇洒的四平,又有悲怆、激越的拔子,节奏明快的西皮、二黄,富有乡土气息的花腔小调。徽剧的武功表演,分为平台和高台两种。平台武功如“独脚单提”、“叉腿单提”、“跑马壳子”、“飞叉”、“刀门”等,都是惊险的表演。高台武功演员要从七张桌子相叠的高处翻下,另外还有许多绝技如顶碗、矮子步、辫子功等。徽剧在表演上还追求身段、亮相的雕塑美,像《三挡》中秦琼的走霸,“金鸡独立”、“童子拜观音”、“犀牛望月”等身段都十分精美。

4、黄梅戏

黄梅戏因发源于湖北黄梅县而名,又称“黄梅调”,古称“采茶戏”。采茶戏,约形成于清康熙中叶,由黄梅人逃水荒带至皖西南,传入安庆一带,首先进入农村灯会,由一丑一旦演唱一些时兴小曲。采茶戏受到青阳腔高腔滚调的影响,变高腔的专用曲调为通用曲调,再将曲牌体的长短句唱词改为通俗的说唱体,即以七言、十言演唱,通称“二高腔”。“二高腔”受说唱体偶句唱词的影响,唱腔艺术发展较快,加上改用安庆官话,更带来了黄梅调声调的巨变。后又吸收江南民歌小调,赋予唱腔独特韵味,具有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黄梅戏传统剧目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说。“大本”即正本戏,“小出”谓花腔小戏。花腔戏,大都为农村生活小戏,角色多为一丑一旦,或加一小生。代表剧目有《打猪草》、《闹花灯》等。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有了更大的发展,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甚至饮誉海外,成为我国享有盛名的戏曲大剧种之一。提到黄梅戏艺术,就不能不提起为黄梅戏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一批老艺术家,如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其中,尤其以严凤英最为突出,至今,人们只要提起黄梅戏,就会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会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严凤英。试想,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唱严凤英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呢!黄梅戏人才不断涌现,黄新德、马兰、吴琼、韩再芬、蒋建国、吴亚玲、周源源、陈小芳、李文、黄宗毅、周莉、杨俊、张辉、陈小成、胡玉洁、余顺、周珊、钱涛等一大批演员现在已经成了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5、泗州戏

泗州戏是开放在泗洪大地上的一朵绚丽多彩的艺术之花,它土生土长,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据泗州戏老艺人回忆,泗州戏是由当地姓丘、葛、张的三位艺人,吸收民间太平调等创新而成,故泗州戏演员旧时都称“丘门腿”,意谓丘姓门下学艺的,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泗州戏剧目丰富,如传统剧目《大出观》、《三踡寒桥》、《樊梨花点兵》、《走娘家》、《拾棉花》、《喝面叶》等长期盛演不衰。

泗州戏的音乐唱腔非常别致,地方特色非常鲜明。男腔粗犷、爽朗、高亢、嘹亮,女腔婉转悠扬、丰富多彩、余味无穷,有拉魂的魅力,故而被称之为“拉魂腔”。泗州戏的唱腔曲调源于当地的民歌小调及农民生活、劳动的音调。如赶牛耕地、妇女哭腔等,并吸收了花鼓、琴书等民间艺术形式的音调加以改造发展。泗州戏的花腔调门很多,同一种调门,演员可以自由发挥,各人唱法互不相同,同一演员唱同一段唱词时都难以规范和定型,“怡心调”是泗州戏的最大特点。

二、舞蹈艺术

安徽民间舞蹈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不同风格,即所谓“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风格特色大致可分为五个不同色彩区:淮北及淮河两岸的舞蹈风格粗犷炽热,注重技巧。代表性舞蹈有《花鼓灯》、《火老虎》、《大鼓镲》等;皖西山区舞蹈风格明快,节奏跳跃,载歌载舞,代表性舞蹈有《鸽鸫理窝》、《十把小扇》、《十二月梳》等;安庆及长江两岸舞蹈风格秀丽文静,代表性舞蹈有《十二条手巾》、《十二月花神》、《抛球舞》等;江南地区舞蹈风格古老刚健、节奏深沉缓慢,代表性舞蹈有《傩舞》、《游太阳》、《得胜鼓》等;皖东南地区舞蹈风格柔美,表现情感细腻,代表性舞蹈有《双条鼓》、《秧歌灯》、《打对子》等。据统计,安徽省民族民间舞蹈共有六百五十余个,独具特色的约有一百余个。代表性的安徽民间舞蹈有花鼓灯、龙舞、狮子舞、傩舞、巫舞等。

1、花鼓灯

花鼓灯流行于颍上县、凤台县、怀远县、淮南市、蚌埠市为中心的淮河流域。花鼓灯的角色分两大类:男角称“鼓架子”,女角称“兰花”。花鼓灯包含有舞、歌、锣鼓演奏和有简单情节的小戏曲四大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表演。

舞蹈是花鼓灯的主要构成部分,舞蹈中包括“大场”、“小场”、“盘鼓”。大场,又称大花场,是集体表演的情绪舞。大场表演是由伞把子带领,变换各种图形,表达出热烈欢快的情绪,每变换一种或几种图形,便由慢到快,直到奔跑,所以叫跑大场。小场,又称小花场,是鼓架子和兰花双人或三人即兴表演的抒情舞。

花鼓灯艺术具有自娱性和表演性相结合的特点,既是供他人欣赏、娱乐的艺术品种,也是表演者个人抒发感情、自我娱乐的手段。在灯场上往往是表演者如痴如狂,围观者如醉如迷,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2、龙舞

龙舞遍及全省,形式之多,居民间舞蹈之冠,春节、春会、喜庆吉日都要舞龙以助兴。龙舞多在体内点燃烛火,在灯会上夜晚演出,所以常称为龙灯。龙舞的品种就制作材料划分,有纸龙、布龙、草龙、板龙、灯龙。就形式上分,有各节不相连的断龙,有多人共舞的长龙,也有单人表演的手龙。休宁县有一种板龙,习惯上是“一丁一龙”,即村子里每个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为一丁,每一丁自制一节龙身,表演时龙头在前,经过各家门口,各家的“丁”就将自备的龙身接上去,于是越接越长,直至最后一丁接完,再接上龙尾,遍村游舞。不看舞的技巧和花样,只看它的气势。绩溪县有一种手龙,由一人两手持之表演,有时三、四人,人持一龙,另有人手持绣球,共同表演。手龙小巧灵活,表演者可以运用翻、腾、扑、跳等武术技巧,同时两手把龙绕在身上,盘旋飞舞,龙虽小则活力强。

3、狮子舞

狮子舞遍及全省城乡,名目繁多,形式各异。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把狮子视为神物,以舞狮来祓除不祥;一类是把狮子作为吉祥物,舞狮子一方面供人欣赏取乐,一方面给人带来吉祥和幸福;还有一类是专为娱乐,人们遇有大喜大庆的喜事和重大节日,跳起狮子舞以示快乐和欢庆。

狮子舞的形式多种多样,它所表现的狮子的性格也是千差万别。《狮子灯》表现狮子的勇猛、狂燥,使人望而生畏;《青狮玩烛》表现狮子温驯可爱,情趣横溢;《九狮一吼》表现狮子的群际关系;《手狮》是一人舞一狮,四只狮子形成一组,技巧难度高,结构严谨。

4、凤阳花鼓

花鼓是我国一种民间歌舞,南宋时期就有记载,是由农民在田间插秧时击鼓演唱发展而来,表演形式是一男一女,男敲小镗锣,女打小花鼓,边歌边舞,有时增加乐器伴奏。凤阳花鼓又称“花鼓小锣”、“双条鼓”等。花鼓小巧玲珑,鼓面直径三寸左右;鼓条为两根一尺五左右的细竹棍。表演者单手执鼓,另一只手执两根鼓条敲击鼓面,“双条鼓”由此得名。“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单会唱一支凤阳歌”,唱的就是这种情形。凤阳花鼓流行于明清时期,最初表现形式为姑嫂二人,一人击鼓,一人击锣,口唱小调,鼓锣间敲。根据清代的记载,凤阳花鼓“音节凄婉,令人神醉”。

凤阳花鼓这种流浪卖艺的民间歌舞表演,现在被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保留下来。凤阳花鼓的打法、舞步、花势、演唱等在保持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同时,揉进了现代歌舞的技巧,形式活泼多样,气氛热烈欢快,成为劳动人民民间喜庆丰收、欢度节日的一种民间歌舞表演形式。

三、绘画艺术概况

1、国画

新安画派:元代,程政以新安大好山水入画,开新安画派先声。明嘉靖年间,丁瓒绘画以米友仁、倪瓒为宗,画风清淡简练,为新安画派形成奠定了基础。稍后的程嘉燧、李永昌,绘画也崇尚倪瓒,枯笔皴擦,简而深厚,开始形成新安画派风格。清初,渐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海阳四家”,多以峻岭奇松、悬崖峭石、疏流寒柯入画,富有山林野逸、轩爽清秀的韵味,突出了新安画派的特异风格。他们主张师法自然,寄情笔墨,大胆创新,给明末清初画坛带来新的生机。明万历至清乾隆间,新安画派画家有七十余人,除上述代表外,主要还有程邃、程正揆、戴本孝、吴山涛、汪家珍等。清中叶以后,汪朴、何文煜、程鸣、黄镇、江蓉、吴之辚、雪庄、莲溪、虚谷等,在师承新安画派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姑熟画派,又称“芜湖画派”。明末清初芜湖画家萧云从继承和发扬元代黄、王、倪、吴“雅洁淡逸”的风貌,强调水墨在绘画上的表现作用,在运笔、用墨、设色等方面集众家之长。他擅长山水画,也工人物画,人物画《离骚图》发展了李公麟的白描人物技法。萧云从绘画影响很大,从学者多,在芜湖一带形成“姑熟画派”。姑熟画派中,萧一芸“参以唐、沈技法,用笔清逸”,算是能推陈出新、自成面貌的画家。另外还有陈延、韩铸、孙据德、方兆曾、释海涛、潘士球、王履瑞在当时也很有影响。清代画家中学萧云从的很多,其中当涂人黄钺所作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各有特色,是“姑熟派”的传人。

宣城画派,指以梅清为首的梅氏诸画家。在绘画艺术上,梅清自谓多学元代,得力于倪瓒、沈周笔意,“不薄今人爱古人”,但他“师古”而不“泥古”,而是融入“我法”,认为“古人在我”,注重笔墨韵味和“文人画”的传统,反对死临硬摹、食古不化。梅清擅长山水、松石,尤其好画黄山,他自称“游黄山后,凡有笔墨,大半皆黄山矣。”黄山的奇峰异石,飞瀑流泉,云海变化,松树的千姿百态,无不收入笔底。他笔下的黄山多以气势取胜,行笔流动豪放,运墨酣畅淋漓,取景奇险,用线盘曲,富有运动之态,如《西海门图》、《天都峰图》、《莲花峰图》以及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西海千峰图》等,山峦风云变幻,松多奇苍,给人苍茫、凝重的感觉。梅氏画家中,较为著名的还有梅清的从子梅磊、梅磊之子梅南,从孙梅翀、侄孙梅庚、梅种、梅蔚等,其中尤以梅庚名气最大。梅庚的小幅山水,多数是疏点林木,纯用浓墨钩斫山石,略加淡墨皴染。虽不施点苔,亦妙趣横生。梅家之外,半山和尚也是宣城画派的重要角色,画风静而内沉。半山和梅清诗画互酬,共同形成宣城画派风格。

龙城画派:在“扬州八怪”崛起的乾嘉年间,萧县出现了一批“重传统、重笔墨、重生活”的乡土书画家。其时,高手林立,群星灿烂,形成以龙城为活动中心的书画研讨体系,人们誉之为“龙城画派”。此画派问鼎徐淮,声闻遐迩。代表人物有工于画竹的王为翰,善写山水的刘本铭,精于花鸟绘画的张太平和能书善画的吴作章、吴柳庵。清末,龙城画派更加壮大。路荫南所作平远山水,以书法入画。薛铎擅画人物和风雨柳。侯子安以重彩入于水墨,多写淮北风光。欧阳小南擅小写意花卉,笔墨秀中藏拙。宝池和尚善画水墨牡丹、枇杷、兰草等,用笔简古,质朴典雅。

2、版画

中国版画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画像石,砖刻。虽是一种建筑物上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由于它以刀代笔,刻纸拓印,因此近似版画,皖北地区的汉墓中就发现了这种古刻画像。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刻本书出现,木刻版画产生。明朝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期,福建的建阳版画、江苏的金陵版画、安徽的新安版画并列为版画三大流派。

新安版画又名徽州版画,肇端于墨模镂刻。明代徽州版画以歙县虬村黄姓为中心,从明万历到清初,黄姓有三百多人以刻书为业,其中三分之一从事版画镌刻。明末流寓南京的胡正言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为徽派版画的最高成就。

徽派版画以白描手法造型,精雕细缕,富丽精工,典雅静穆,抒情气息浓厚。常多诗文、书画、印章相结合,技法上舍弃大面积的黑白对比,以线条的精细、典直、起落、繁简、疏密,来表现事物的远近、体积、空间和质量的关系。并运用虚实相生、动静对照、繁简互衬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徽派版画是画家、刻工、印刷通力合作的产物。徽派版画的刻工,本身往往便是画家。明代徽籍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廷羽、郑重、黄应澄等,都曾亲手为版刻绘画。画家们熟悉刻刀驰骋所得来的韵味,刻工们领会彩笔纵横所确定的意境,根据不同的内容、风格、画面来确定刀法的运用。

3、雕塑

雕塑是造型艺术的一种,是雕、刻、塑三种制作方法的总称,是一种可触感的艺术。雕塑的形式,一般分浮雕和圆雕两类,品种有玉雕、石雕、砖雕、牙雕、骨雕、竹刻、泥塑、陶瓷塑、面塑等。

徽州三雕,指砖雕、石雕、木雕,其中尤以砖雕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砖雕主要用于门楼、门罩、飞檐和柱础等上面。明代砖雕以浮雕为主,间以浅刻和阴刻线,风格古朴。到清代,砖雕艺术日臻成熟,多综合使用圆雕、透雕、浮雕技巧,所表现的画面也日趋繁复,立体感很强,层次丰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徽州明清砖雕的题材有花鸟、人物、戏曲、生活场影和吉祥题材等。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郭子仪上寿”、“百子图”等,都是明清徽州砖雕的代表作品,显示出很高的雕刻技艺。徽州石雕质地细致坚硬,苍劲的石牌坊、风采动人的石狮子、古朴典雅的抱鼓石、珑剔透的石雕窗、富于诗情画意的石栏杆、造型万变的石鼓等,随处可见。徽州石雕强调装饰性,栏板雕刻中留下《双龙》、《八骏》、《石鹿》等上乘之作。徽州石雕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一种以浅浮雕、线雕为主的独特风格。徽州木雕主要用于建筑和家具两大方面,由圆雕、浮雕、透雕所构成。徽州木雕受版画影响,初期只是在版刻基础上逐步加深雕刻度和层次感,到明代初具规模。作品表现为奔放沉雄,粗犷憨拙的风格。清嘉庆以后,木雕艺术格调趋于细腻繁琐。内容上注重情节性,构图与透视重视变化,圆雕形式日臻丰富,章法布局吸取中国绘画的一些艺术手法,产生不少杰作。徽州木雕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装饰美三方面特点。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2
四、建筑艺术

1、歙县城古建筑

徽派建筑的代表首推歙县城的古建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由府城、县城两部分组合而成。歙县府城始筑于隋末(约617年),唐中和二年(882)扩建成现规模,宋元两代经过大修。现存城墙残壁约1500米,东、南两谯楼,西门月城等。

南谯楼始建于隋末,为吴王汪华的王府外子城的正门门楼,北宋末年整修。该楼虽经历代维修,但都按原样整修,因此,保留有隋唐作法和遗风:门楼明显地有汉阙的形态,屋顶坡度平缓,不起翘,檐柱生起(“生起”是中国古建筑术语,指自中心起到两侧,柱逐渐升高,使屋檐成为优美曲线)。唐以前城台均为土夯筑,常以斜倚墙壁的“永定柱”加固。当今宋以前门楼实物已无存,其他木构建筑也仅余唐五台山佛光寺和南禅寺两例,南谯楼因此有很高的建筑史学价值。

东谯楼,又名阳和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现存式样为清朝同治末年大修时留下的,文物价值远低于南谯楼,但它位于南谯楼附近,将其与南谯楼对比,“隋唐风格”与“明清风格”便凸显出来。东谯楼飞檐翘角,屋顶坡度很急。

歙县城中斗山街、大北街、中山巷,基本保存着明清风貌。斗山街,因依斗山而得名。街巷南北延伸,全长五百米。两侧多为清代徽商、仕官的宅第,如杨家大厅、许家厅、汪中怡宅、潘婉香宅等。斗山街临街面都是山墙,马头墙高低错落,石板路,精刻的门罩,保留着徽派街巷深沉幽雅的风貌。

2、黟县明清古民居

西递村位于黟县东隅东源乡。该村建于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4),鼎盛于清代中叶。因村中溪水向西流,原名西溪、西川。后村中设驿站“递铺”,易名西递。村中尚存胡文光剌史坊和清代民居一百二十二幢。坐落于村口的胡文光剌史坊,建于明万历六年(1578),三间四柱五楼仿木结构,通体用质地坚腻的石料“黟县青”,雕饰精美古朴,以高浮雕配以漏窗,层次丰富。民居均为砖木石结构楼房,马头墙、小青瓦,门楼砖雕多为八仙、财神、寿星、松鹤、花鸟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屋前或屋后多有小庭院,鹅卵石铺地,筑以鱼池、花台和假山,形态各异的漏窗丰富了景观。其中走马楼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实际上是一种楼阁式长廊,用于登临观赏。为当时宰相曹振镛到西递会亲而赶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正厅为四合院二楼结构,厅左侧利用隙地建有临街彩楼,飞檐翘角,窗扉栏杆玲珑剔透;履福堂,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它陈设典雅,四壁楹联、画轴,充满书卷气;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三间二进二楼,为秀才胡允明教书授业的私塾;敬爱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清代重建,是保存完整的大型古祠;西园,清道光年间(1821-1850)知府胡文照宅园,精巧幽深,为徽派庭院经典。西递村从多角度展示了清代民间建筑艺术特征,被誉为“清代中叶民居博物馆”。

宏村位于黟县城北际联乡。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建村,鼎盛于明清。村内尚存明代建筑一幢,清代建筑一百三十二幢。其中承志堂,建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府第。它围绕九个天井,布置了厅堂、书房、厢房、回廊等。承志堂的艺术价值首推它的木雕:细腻流畅的雕工,显示了清末木雕工艺水平;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是以龙凤为主题的宫廷雕刻所缺少的。代表作品有“宴官图”、“渔樵耕读”、“百子闹元宵”、“三国演义戏文”等。此外,南湖书院、桃园居观景楼、树人堂、德义堂、碧园等民居庭院,也各具特色。宏村称绝之处,还在于独具匠心的牛形村落的规划。全村以月沼为中心,正街贯穿,南附南湖,一条近一米宽的清澈水渠流经各户,使得“浣汲未妨溪路边,家家门前有清泉”,形成完善的人工水系。水系为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调节了气温,也极大地美化了环境。从作为村落景观核心要素的月沼、南湖,到村民家中开掘的鱼池、庭院,都得益于这一水系。

3、九华山佛教建筑群

九华山位于皖南的青阳县境内,唐开元(713-741)末年,新罗国王近属金乔觉来华,卓锡九华,圆寂后被奉为地藏菩萨膜拜,开辟了九华山以地藏为主的道场圣地。九华山现存五十六座明清禅寺,大多集聚在九华街及附近,成为九华山间佛国城。

化城寺位于九华街,始建于晋隆安五年(401),天竺僧怀度于此筑室为庵,始创九华佛寺。唐至德年间(756-757),释地藏金乔觉曾居此苦修,唐建中(780-783)初正式辟为地藏道场,朝廷赐“化城寺”匾额。寺多次毁于兵燹,又经御赐修缮。现存四进大殿中,除后进藏经楼为明万历年间(l573-1619)遗构,山门、大雄宝殿皆清末依原样重建,大体保留了明代建筑风貌。

肉身宝殿,简称肉身殿,书写为“月身宝殿”,佛教寺院,坐落在九华山神光岭。这座“殿中有塔,塔中有缸,缸中有肉身”的殿宇,一千多年来虽有兴废,但迄今仍气魄非凡,矗立于山峦之上。宝殿由81级石阶直通,方形平面,轴线对称,边长约17米,四周环以回廊石柱,殿高约20米,重檐歇山顶,覆盖铁瓦。殿内雕梁画栋,汉白玉铺地,汉白玉佛台。正八边形平面的七级木质浮图居中,两侧有十王塑像侍立。塔基须弥座亦为汉白玉质,底层供奉有地藏王大佛像,塔身每层各设8个神龛,塔顶饰华盖。殿后有半月形瑶台,立铁鼎,香烟缭绕,称“布金之地”。

百岁宫,坐落在九华山东峰摩空岭之巅。寺院依山就势,错落有致。它由大雄宝殿和楼殿组成,上下关联,左右贯通,为一整体。大殿为三开间,宽17.4米,进深16.7米,高16.7米;殿内设大佛龛,供奉装金的无瑕和尚肉身。梁栋雕饰精美,正顶为方形藻井,古色古香。楼殿就地形而建,上下3-5层,设三进天井。

九华山佛寺,外观大都取民居形式,百岁宫可算此类佛寺的代表。除了外观可感受到的朴素美,因地制宜,植根于地域文化,和当地风土人情水乳交融,这些特点,在百岁宫中也得以印证:它高踞危岩绝壁之上,在云雾飘渺中若隐若现;它横看成岭侧成峰,仿佛从山上长出,与自然浑成,整个寺院就山势一气呵成。

4、明中都皇故城

明中都有宫城、皇城、外城三道,平面均略呈方形。内为宫城,周长3702米,砖筑,设有四门;中为皇城,周长7670米,砖石修垒,亦设四门;外城周长约30公里,大部分为土埂,无濠,原设十二门,罢建中都后革去三门。规划以宫城为中心,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正殿居中轴线中心,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布置着中书省、大都督府、太庙、社稷坛、文华殿、武英殿等官署与礼制建筑;城南云济街上,东西对称分列着国子监、功臣庙、钟楼等,今仅存鼓楼台基为旧物。鼓楼台基长61.5米,宽34.3米,高17.5米,台基三道门出口处,均砌白玉石洞券,其型制新颖,规模及工艺均居明清钟鼓楼之冠。现鼓楼基座以上建筑,为近期重建。明中都罢建以来,屡遭兵燹、毁坏,今仅存午门、西华门、大殿等残迹,以及一段一公里长的城墙。

明中都建设,显示出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历经千载摸索已是相当成熟。在明中都,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城市规划中皇城居中,南北中轴线纵深序列布局、礼制格局等思想。明代,中国古建筑木作、瓦石作、雕作等技艺,也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午门须弥座及宫阙遗存的汉白玉浮雕,雕镌着龙、凤、花卉、珍禽、异兽,无不技法圆熟、形神兼备;后宫遗址上还残存着大殿的蟠龙石础,栩栩如生;废墟上还可见到五彩琉璃瓦砾。明中都另一重要建筑史学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宋元传统,为其后的明代北京城改建扩建提供了蓝本。

5、古军事建筑

安徽古建筑中,还拥有一批有着特殊用途的古建筑,那就是古军事建筑。这是因为淮河、长江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安徽历史上常处在对峙政权的交界线。频繁的战事,使得城墙、楼台、地道等防御类型建筑摆到突出位置。寿县古城墙,建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宋城;毫州古运兵道,传为曹操隐兵道;合肥教弩台,始于曹魏筑台练强弩,以御孙吴水军,是罕见的军事用途高台建筑实物。

五、安徽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是我国独特的传统书写绘画工具,被称之为“文房四宝”。它在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发扬祖国文化传统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文房四宝”作为专有名词流传,就是来源于徽州城(今歙县徽城镇)筑建的“四宝堂”。安徽是文房四宝的故乡,是文房四宝珍品集中生产的省份。它制作工艺精湛,品种丰富多采,风格独特别致,早已闻名遐迩,誉满中外。

1、宣笔

在林林总总的笔类制品中,毛笔可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了。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唐代时,安徽宣州泾县便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所制之笔,因产于宣州,故名为宣笔,随后被列为贡品和御用笔。宣笔在选材和制作上都极为讲究。唐宋以来传世之笔,原料达几十种之多,但大都以兔毫为主,掺以上好的鹿毫、羊毫。其中紫毫是兔毫中上乘者,弹性极佳,世人珍之。宣笔不仅选料精审,且工艺要求严格。制笔过程从原料到成笔,要经过选料、修笔、装套、刻字等道工序,层层把关,一丝不苟。故而宣笔具有毛质精纯耐用,运笔刚柔适意,笔颖尖圆得体,装璜典雅古朴这四大特点。

2、徽墨

墨的发明,是中国古代人民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东方历代大量珍贵的著名书画作品,不仅因此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皎如日星,光耀千古。由于墨的特殊性能,可以淡装浓抹,刚柔相济,得心应手,因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发抒聪明才智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是世界美术史上树立中国画特殊风格的重要因素。

徽墨生产始于唐代末朝。那时由于战乱,著名墨工奚超、奚廷珪一家由河北易水来到皖南山区。他们以皖南古松为原料,又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技术,制成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经久不退,香味浓郁”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闻之十分赏识,不但委任廷珪为墨务官,还赐其全家“国姓”,从此李墨风靡天下,李延珪成了古今制墨家的宗师。到了明清时期,徽墨的制作进入盛世阶段。墨的图案绘刻和漆匣的装潢制作,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中龙香剂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恒星图墨,鱼戏莲墨,西湖十景墨,地球墨等均为绝世之作,使徽墨形成了“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奉肌腻理”的特点。这时期的徽墨按原料不同还可分为松烟、油烟、漆烟和超漆烟等品种,其中最名贵的是超漆烟等高级油烟墨,这类墨散发出紫玉光泽,用于书法色泽黝而能润;用于绘画浓而不滞,淡而不灰,层次分明,故受到历代书画家的推崇。

3、宣纸

宣纸是写字绘画的一种专用纸,因产于宣州府(今安徽泾县),故称宣纸。据文献记载,宣纸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最早的宣纸用料以青檀树皮纤维为主要原料。宋、元以后又用桑、麻、竹、楮等十余种原料为宣纸的用料。其特点是质地细薄、绵韧、洁白、紧密,不蛀不腐,搓折无损,润墨性强,尤以耐老化、拉力强及不变色而被称为“纸中之王”、“千年寿纸”,是古今中外书画艺术的珍贵载体。宣纸在书画中能够表现出笔墨的浓淡润湿,变化无穷,能使画面别开生趣。

4、歙砚

歙砚出产于安徽省的歙县,又称“龙尾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享有“龙尾歙砚为天下冠”的美誉。歙砚质地精良,色泽优美,石质细腻,湿润莹洁,纹理缜密,抚之如柔肤,扣之似金石。具有“出墨快,不伤笔毫,墨水不干”的特点。歙石从纹色上区分有如下几大类:罗纹、眉子、金星和银星。

在雕刻装饰上,歙砚也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歙砚在雕刻上,具有徽派石雕风格,其图案,多取黄山胜境,新安风光,小桥流水或神话传说,名人逸事等。花纹浑厚朴实,美观大方,线条挺秀,刀法刚健,花式多变,尤其以实用朴素著称于世。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2
安徽的宗教、民俗文化



安徽的宗教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的道教文化,原始道教的产生、道教的流传与兴盛;安徽的佛教文化,佛教基本常识、安徽佛教发展史。

掌握:道教与齐云山、佛教与九华山。

一、安徽道教文化

(一)原始道教的产生

道教哲学的源头之一是道家哲学,道家哲学可以被看作是道教的主要支撑点之一。由于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道教在利用道家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把他奉为本教教主和尊神,《老子》则被奉为道教的祖经。早期道教的主要创教活动之一是神化老子,改造道家,于是,《老子》和《庄子》就成为道教产生的重要源头。

道教正式创立于东汉末年,其标志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和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这种混乱动荡的局面,为道教的正式创立提供了土壤。河北钜鹿人张角的太平道是民间巫术和黄老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也反过来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运动,迅速推动了太平道的广泛传播。

五斗米道是另一个影响较大的原始道教,创始人是沛国丰县(今江苏省)的张陵。后人尊他为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当时规定凡入道及请求治病者,须交纳五斗米作为“信米”,故称为“五斗米教”。张陵创立的五斗米教尊老子为教主,奉老子《五千文》为基本经典。

(二)道教的流传与兴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葛洪等人先后对道教的整顿和改造,道教逐渐由分散的原始状态进入了相当统一的成熟阶段,由民间宗教逐渐取向贵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逐步成为官方宗教,并为隋唐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不断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也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原因主要是因为道教尊奉的先祖老子姓李,与唐朝皇室同姓,唐高祖、唐太宗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也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遂攀上太上老君为先祖,奉为祖神、族神,促进了道教的兴盛。

到了宋代,道教不仅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也产生了重大的转折。北宋的道教基本沿袭了隋唐以来的旧传统,南宋以后,以炼养为主的全真道和南宗等新教派相继产生,使道教的发展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并对以后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对道教的限制较严,而道教本身在创新方面也建树不多,故道教逐步走向衰落。纵观明代道教的特点,一是走向世俗化、民间化,大部分人不进道观、不依靠道士,只是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以自己的道德修养信奉道教;二是一些知识分子在道教研究的过程中大都偏重丹法及个人修炼;三是符箓派道士更加深入民间,以驱邪捉鬼等为主业;四是道教的民间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涌现了诸如八仙故事的流传,以及著名道士张三丰的传说。

到了清代,由于清皇室尊崇藏传藏教,对道教采取严厉限制的方针,使得道教的活动主要在民间展开,尽管作为长生之术,道教仍不时引起一些皇帝的兴趣,但总的说来,清代道教比明代衰落更甚,这就直接导致了清代的道教势力单薄,组织松弛,系统的教义纷纷流于歧途和浅陋。

(三)道教与安徽齐云山

道教的思想基础之一是原始宗教,道教的宫观是道士和信徒隐居修炼、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场所,一般多建于名山大川,其建筑的规划设计体现出天人感应、朝天敬道和道法自然的道教思想。基于对山岳的崇拜及对神灵的信仰,道教名山建筑以朝天敬神为目的,道教提倡进入名山洞府,以修真求仙。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四大道教名山为: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青城山、安徽齐云山。其中,安徽的齐云山主要供奉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其建筑设计非常符合朝天敬神、宛若仙境的思想。

齐云山又名白岳,在安徽省休宁县城45公里处,以36奇峰、72怪岩、24溪涧、16洞而闻名,道教活动颇为兴盛。齐云山作为道教圣地,始于唐代。南宋宝庆年间(公元 1225 — 1227 年),道士余道元自黟北(黄山)游至齐云山天门岩,得潜师天谷子印记“宜我室此”,遂拜请于居士金安礼、金士龙,建佑圣真武祠于齐云岩。相传真武帝神像为百鸟衔泥塑立,显应于昭。此后云游道士纷至沓来,道教宫观日益增多,齐云山遂成道教名山。崇拜道教的居士信徒,纷纷献地输财,筑祠建观,香火日盛,道士渐增,从而创立了齐云山的道教基业。

明朝,道教活动日趋兴盛,道士频繁往来于武当山,间或去武夷等山访师求学,以致齐云山宫殿建筑、道规道制,亦多仿效武当。武当亦名太和,齐云亦名中和,齐云山道教渐具规模,并成为武当山全真派的一个门派,故古人称之为“江南小武当”。明代中后期,齐云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龙虎山正一派的第四十八代天师张真人在齐云山为嘉靖皇帝求子应验,皇帝龙心大悦,下旨醮建了“玄天太素宫”,齐云山从此更加声明远播。明嘉靖帝等多次派使臣来山朝拜,并且亲自为宫观撰写碑铭、匾额,一时成为道教正一派的活动中心,来自皖、浙、赣等地的香客达三千之众。古今往来,齐云山以它的香火鼎盛,奇观圣景与神秘玄奥,吸引了众多虔诚的教徒以及文人雅士。朱熹、王阳明、徐霞客、海瑞、戚继光、唐伯虎、袁宏道、郁达夫等都曾造访。他们登临齐云山,寄情于峰岩幽洞,或赋诗题词,或树碑为记,纷纷盛赞名山,一时传为佳话,就连乾隆巡游江南时也不甘寂寞,留下了“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赞语,为齐云山留下了珍贵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安徽的佛教文化

(一)佛教基本常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广泛流传于亚洲地区。佛教的教义可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前者探求生命宇宙的真相,是建立在佛教修行即禅悟基础上的成果;后者讲求善恶、因果和修行。具体而言,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缘起、四谛、八正道、因果业报、涅槃等诸多内容。

四谛,又作四圣谛。谛即真理。四谛包括苦、集、灭、道四个方面。

“苦谛”是佛教的出发点。佛教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充满了苦痛。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七种痛苦充斥了人的一生,并且只要身处轮回之中,这些痛苦就无法避免。

“集谛”是对众生痛苦根源的解释。至于产生痛苦的根源,佛教认为正是众生贪、瞋、痴、疑等欲望招来了生死烦恼的苦果。从根本上来说,众生对于佛法真理的不察、对于宇宙真相的无知导致了种种不幸。

“灭谛”,指痛苦的寂灭。达到涅槃的境界,称为灭。消除痛苦的关键在于消除欲望。因此佛家多宣扬无欲无求和四大皆空。

“道谛”给出了如何达到寂灭的途径和方法。佛教主张依照佛法修行就可以脱离生死苦海,最终走向无欲、不苦、超脱的境界。

佛教自古印度产生并传入中国以后,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其间经过历代帝王卿相、高僧名士、鸿儒贤达的提倡和宣扬,其忍辱负重、自我牺牲、众生平等的思想,终于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并内化为一种精神力量。

(二)安徽佛教发展史

安徽是佛教最早传入的省份之一,也是佛教发祥地之一。安徽佛教渊源流长,是中国南方佛教的发祥地,在历朝历代,佛教与安徽都有着不解之缘。

1、早期佛教的传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1)楚王刘英

刘英,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封为楚王(当时的楚国统领了现在安徽的全境)。在王公贵族中,唯独楚王最先事佛。他的府内居住着由僧人、居士组成的僧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僧团。公元70年(明帝永平十三年),刘英被告犯有“逆谋”之罪而被革爵“徙丹阳泾县”(今宣州地区)。随着刘英的南迁,其所信奉的佛教也在安徽南部开始传播。

(2)严佛调

严佛调,安徽淮北临淮(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严佛调不仅是第一位出家的僧人,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佛教学者,主要从事佛典的翻译和著述。在长期学佛、译经的过程中,严佛调提高了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和体会,多有心得,遂亲自撰述,成书《沙弥十慧章句》一卷,开汉人佛学者著书立说的的先河。

2、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魏晋至隋唐时期)

(1)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安徽境内的影响日益增大。全椒县石溪寺、太平府广济寺、古化城寺,这些是见于记载的安徽最早建立的佛寺。到了两晋时期,安徽境内寺庙进一步增多,如泾县大安寺、宿松县西林寺、寿县石涧寺、潜山县百丈寺等。

佛教在北朝的北周武帝时期因与儒教、道教的冲突而遭受到沉重打击。大规模的废佛、灭佛运动使佛教一时间销声匿迹。多数高僧或就地隐匿,或逃往南朝统治地区。其中,禅宗三祖僧璨、二祖慧可相继进入安徽,他们主要活动在今天的安庆地区,曾隐于岳西县司空山、潜山县天柱山,并授法于四祖道信。随后禅宗在安徽逐渐传播,拓展至全省。今天的天柱山三祖寺就是禅宗先祖们传法、论道的重要道场。

(2)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佛教在安徽进入了鼎盛期。僧侣们在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等名山中广建庙宇,较为有名的有潜山天柱寺、九华山化城寺、敬亭山广教寺等。

3、佛教的平稳发展时期(宋元明清)

北宋时期,许多战争中被毁的寺庙得到修复,也修建了不少新庙宇。虽然这时佛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其在安徽的发展态势依然良好。南宋时期,淮河成为宋金、宋元的战场,江北佛教再次受到战火的洗礼,而江南佛教在南宋统治下得以幸免。

元代统治者对宗教兼收并蓄,佛教得以按部就班的发展。

明代佛教获得了大发展,在安徽境内表现为寺庙的兴建。太祖朱元璋早年曾流落凤阳皇觉寺,因此,太祖即位后对该寺着重修复,并改名龙兴寺。其他如阜阳资福寺、蒙城慈氏寺、滁州开化寺等寺庙也得到了重建或扩建。另有一些新建庙宇如安庆迎江寺、潜山天柱山佛光寺等。有明一代,遍布安徽的寺庙星罗棋布,仅九华山就有大小寺庙数以千计。

明末清初,一些前朝士大夫隐遁山林,削发为僧。代表人物有:浮山(今枞阳县内)物理学家、诗人方以智,歙县新安画派奠基人渐江。这些名人的遁入空门表明佛教发展到明清时期,僧侣已经成为人们与世隔绝、无欲无求的一种身份象征,是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厌弃俗世的一种处世态度。

清代,佛教平稳发展,小型寺庙的大量修建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这种小庙星罗棋布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前。其间由于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随西方文化一道渗入中国,佛教的社会影响力一度减弱,但佛教的基本教义已经深入到中国民众内心深处。特别是在较为贫困的农村,佛教更是有其存在的市场。

(三)安徽佛教名山九华山

九华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它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与天柱山、黄山遥遥相望。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安徽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九华山佛教的兴起,而九华山佛教地位的突显与当时的一位名叫金乔觉的僧侣有重要关系。

金乔觉,古新罗国(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国王金氏近族,早年曾经来大唐留学,汉学造诣颇深。在唐学习期间金乔觉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便削发为僧。唐开元七年(719年),24岁的金乔觉再次来到中土大唐,几经辗转,最后选择在九华山安顿下来,他栖居岩洞,以白土(观音土)掺粮煮饭而食,进行了长达75年的苦修和苦行。当地人们被金乔觉的行为所感动,为其建造了寺宇,即九华山目前最古老的化城寺。无数的善男信女来到该寺朝拜,九华山的佛教由此兴盛起来。唐贞元十年(794年),金乔觉圆寂,终年99岁。其肉身三年不腐。弟子们“知其圣人降世也”,便建肉身塔以供奉,尊他为地藏王菩萨,因其姓金,又称作“金地藏”。九华山由此声名远播,成为与五台山文殊、峨眉山普贤、普陀山观音并称的地藏菩萨的道场。金乔觉在九华山苦修75年,没有创立宗派,也没有著述留于后人,但是因他而出名的九华山却一直香火不断,至今依旧寺庙林立,游人不断。究其原因,正是他的思想和信仰深入人心,他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在广大佛教徒中广为流传,其坚韧、隐忍的性格、普渡众生的信念受到了民众的推崇。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3
安徽的民俗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民俗文化的区域划分。

掌握:各地岁时节庆、庆生祝寿、婚嫁、丧葬等习俗。

重点掌握:安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安徽民俗的区划和特点

(一)安徽民俗文化的区域划分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与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现象。每种民俗都是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产生、形成、演化和传播的。安徽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地区属于华北民俗地理区,淮河以南地区属于华中民俗地理区,而皖南山区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俗亚文化地区。

淮河以北的皖北地区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华夏古文化特色非常突出。这里不仅是道家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而且人民历来就有习武的传统习俗,喜欢拳术、刀枪、棍棒、举砘子石锁等武技与武术项目。这种崇武风气长期沿袭下来。皖北地区以旱地作物为主,地处平原,交通方便,村落间距较大,饮食文化主要以面食为主,辅之杂娘,酿酒历史悠久。

淮河以南的江淮丘陵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属于华中民俗文化地区,海拔较低,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大部分地区可种植双季及多种经济作物,传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因而人口多,密度大。民俗文化受田“水”的影响非常突出。

皖南山区是安徽开发较迟的一个地区,但在明清之际却形成了十分发达、闻名世界的徽商文化。因此,徽州地区的民风民俗极有特色。如徽州民居风格、徽州饮食、风水观念、宗教信仰与节日习俗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安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点

1、汉民族的民俗文化是主体,但也有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支系存在

安徽民俗文化从总体上来看,属于比较典型的华夏文化,汉民族的民俗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各种民俗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这种主体地位的属性主要是由两种因素确定的。

第一,安徽地处中国的中部地区,紧邻中原大地,历史上属于开发较早的地区。按照文化区的理论,越是处于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其文化的典型性特征越突出,越是处于文化区的外围地区,其文化越具有边缘性或边际性。汉族具有统一的文化,即使在民俗文化方面也具有统一性和相似性。安徽由于地处中部,紧邻中原,其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汉民俗文化特征。

第二,安徽的人口结构以汉族为主体。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99.47%。由于人口结构的原因,也决定了安徽的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主体文化属性。

但是,安徽仍然不是单一的民族结构,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省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已达到36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近30万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便形成了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一些民俗文化。回族是安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占安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7%,并且相对集中居住在淮河流域,形成了三个回族乡,100个民族村,1200个民族自然村,27个城镇民族居委会。此外,壮族、满族、畲族人口也都达到千人以上。这些相对集中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居住区内,保持桌自己民族的文化,并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民俗文化。

2、在汉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形成了普适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由于安徽人口结构中绝大部分是由汉族人口构成的,因此,安徽境内的民俗文化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但这种一致性与共同性是就其民俗文化的主体成分和基本属性而言,它并不排斥各个地区在具体的民俗文化内容上具有某种差异。例如,在岁时节庆中,春节是普遍的节目,不仅安徽全境,就是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乃至海外华人都在过春节,但是,春节怎么过,其具体礼俗却千差万别,各有不同。

3、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

民俗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任何一种民俗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历史、地理、文化乃至技术的基础,在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往往形成大致相同的民风民俗,只要这些基础不变,这些民风民俗也相对稳定,不易变革,但如果这些民风民俗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条件发生变化,民风民俗也会慢慢地改变。

二、岁时节庆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除夕。

三、人生礼仪

人生礼仪是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礼仪是按人的年龄增长过程展开的,内容极为丰富。最重要的内容有诞生、成年、婚嫁、丧葬四大礼仪习俗。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4
徽商文化和安徽山水旅游文化



独特的徽商文化

一般了解: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

掌握: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盐业、典当业、茶叶业、木材业的基本情况。

重点掌握:徽商的主要特点和徽商精神。

一、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与历史背景

(一)徽商兴起的自然条件

徽州自古以来,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 ,粮食产量普遍较底。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徽州人不得不走出丛山,经商谋利。

徽州虽然“粮不足”,可是物产丰富。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贩运土特产品起步的。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二)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

明朝中叶以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赋役折银制度的推行,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的广泛流通和各级市场的繁荣,从而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江南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为毗邻的徽州人经商提供了便利。

明代盐法变革给徽商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契机。折色开中后,徽州人成批地来到两淮、两浙,从事盐业的经营,并逐渐取代山西、陕西商人而占据了盐业经营中的优势地位。明万历四十五年,明政府又率先在两淮盐场推行“纲运制”,徽商就以同乡和同族结成纲帮运销食盐,从而获得了垄断两淮盐业的世袭特权。

二、徽商经营的行业

1、盐业

盐业是徽商经营的最主要行业。从成化、弘治之际到万历中叶,是徽州盐商发展的时期。这时徽州的黄氏、汪氏、吴氏等家族中都有许多人以业盐两淮而致富。

清代的徽州盐商更是发展到鼎盛,湖北的汉口号称“江广总岸”,是湖广地区行盐的总枢纽,而汉口恰恰是徽州盐商称雄的地方。江西销盐数额仅次于湖广,而江西也是徽州盐商势力很强的地方。可以说凡是淮盐行销的地方,几无不有徽州盐商的足迹。两淮总商的一大半都是由徽人充任的。

2、典当业

徽州六县之中,以休宁人经营典业者最多。徽人开设的当铺遍及全国各地,苏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典当业几为徽人所垄断。徽州典商的兴盛还表现为徽典财力的雄厚和规模的庞大,有些徽州典商因其雄厚之财力,一人开设典铺多达数十百处,使用许多人员为其经营管理。

徽州典商大多采取减息让利、博取信誉的措施,以争取顾客,对于无力偿债的人,徽商甚至焚券弃债借以“市义”。经营典业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否则难免受骗上当,以致亏本折利,无法经营。徽州典商世专其业,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这一行业中的佼佼者。

3、茶叶业

徽州所产的茶叶数量多,质量好,花色齐全,名茶众多。这就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加强了他们在竞争中的实力。

徽州茶叶的销售市场也极为广阔。首先是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自南北朝以来,我国饮茶之风渐盛。自唐宋以来,徽茶已是驰名海内的商品而被行销于全国各地。入清以后,徽州茶商更有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可见到他们的活动。

乾隆时期,北京已有歙人经营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杭州、苏州、上海可以说是徽茶的三大转运站,徽州茶商在这些城市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苏州的六大著名茶店,全是歙人开设的。汉口的著名大茶庄如“永长春”、“朱谦益”、“四达瑞”、“瑞生泰”、“胡祥茂”、“春茂永”等都是徽人经营的。

五口通商以后,华茶外销量大增,使徽州茶商一度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光绪时,歙县知县何润生在其《茶务条陈》中称,徽州六县所产之茶“内销者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光绪中叶以后,由于洋商的压价收货、清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印度、日本等国茶叶竞争力的加强,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越来越不景气,徽州茶商也随之而一蹶不振了。

4、木材业

婺源木商不但人数多,而且财力雄,是徽州木商的一支劲旅。徽州木商的崛起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一是木材市场的扩大,为徽州木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其二是徽商本身具备经营木材贸易的有利条件。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绍济的发展,城市日趋繁荣。城市的繁荣是与城市建筑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建筑,无一不是大量木材构建起来的。另外造船业的发展需要大批木材。木材市场的扩大为木商的活跃提供了条件。

徽州商人具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和经营木材业的丰富经验。徽州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严酷的环境造就了徽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徽骆驼”精神。许多徽人世世代代都从事木材的采伐和运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他们经营木材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南京的上新河是江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也是徽商经营木材业的中心。芜湖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而芜湖的木材贸易大多操于徽人之手。浙江的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徽州木商在杭州的势力极大,这里的徽州木行,最盛时多达百余家,来此贩木的行商大多数也是徽人。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等地所用的木材主要都是由徽州商人提供的。

三、徽商的主要特点

(一)贾而好儒

生活在“程朱阙里”的徽州人,大多在童年即承师受业、读书问学,所以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几乎都曾接受过长短不等的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

(二)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三)钱势之交

商人服务于政治,政治同样也垂青于商人,徽商成功的秘诀所在,关键还在于其深谙“钱势之交”的奥妙。

(四)讲究商德

徽商是一支讲究商业道德的商帮。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徽商在经营中大多能自觉地以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形成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的商业道德规范,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商”的典型代表。

四、徽商精神

(一)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

(二)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三)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

(四)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五)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引用 柳拂桥 2015-11-30 22:44
安徽的山水旅游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的名山秀水:天柱山、琅琊山、采石矶、敬亭山、小孤山;巢湖、太平湖、万佛湖。

掌握:安徽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寿县、亳州、歙县、绩溪的概貌。

重点掌握:安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黄山、屯溪老街、三河古镇。

一、名山旅游文化

黄山

1、黄山的自然风光

黄山自然景色秀丽绝伦,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于世,后又加上冬雪并称五绝,令海内外游人叹为观止,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

2、渊源流长的宗教文化

黄山与道教和佛教均有密切关系。道教中有关轩辕黄帝和容成子、浮丘公来黄山炼丹、得道升天的故事,流传千年。黄山之名及众多峰名也与道教有关,如轩辕、浮丘、炼丹、仙人、望仙诸峰。道教在黄山建立较早的道观有浮丘观、九龙观等。佛教早在南朝刘宋间就传入黄山,历代先后修建寺庙近百座。其中,祥符寺、慈光寺、翠微寺和掷钵禅院,号称黄山“四大丛林”。

3、人文艺术

黄山伟大的自然美,使无数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之陶醉,留下了千万的艺术作品。散文中,徐霞客的《游黄山日记》,袁牧的《游黄山记》,叶圣陶的《黄山三天》,丰子恺的《上天都》等是体现黄山绝美风姿的佳作。在绘画方面有专门体现黄山奇美的黄山画派。寺庙亭台这些建筑艺术也为黄山增色,在黄山景区,寺院亭阁,碑碣石刻就有200多处,也是黄山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安徽的秀水文化

巢湖——巢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安徽省中部,是安徽境内最大的湖泊。面积约820平方公里,号称八百里巢湖,宛如“一面宝镜”镶嵌在江淮大地。

1、巢湖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

巢湖之美,在于她的湖光山色,在于她深厚的文化以及众多的风景名胜。湖中有姑山、姥山两大岛屿,被誉为“两颗宝石”。中庙傍湖凌空而建,号称“湖天第一胜景”。湖四周有半汤、香泉、汤池三大温泉,有太湖山、鸡笼山、冶父山、天井山四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仙人、紫薇、王乔、华阳、伯山五大溶洞,各具特色。天然组合的美景,点缀着巢湖沿岸,共同组成了一幅绝妙的立体山水画。

2、巢湖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巢湖还是个盆地。一天夜里,一个老妇焦姥梦见龙王对她说:“如果哪天城东的石鱼目赤,城将陷为大湖。”果然不久的一天,焦姥见东门石鱼目赤,于是她和她的女儿玉姑急忙奔走呼号,让百姓避难。忽然一声巨响,洪水横流,巢州下陷为湖。焦姥母女来不及躲避,被湖水淹没。后来母女二人化作了湖中的两座山。后人为纪念她们,就将这两座山取名为姥山和姑山。

三、安徽的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精深,其中安庆、寿县、亳州、歙县、绩溪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还有九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蒙城、涡阳、桐城、和县、贵池、黟县、凤阳、潜山、宣州。

安庆——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是长江沿岸著名的港口城市。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美称。总面积1.53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821平方公里,辖7县3区。安徽省名中的“安”便取自安庆。

(一)安庆的历史文化

安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薛家岗和张四墩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东周时期安庆是古皖国所在地,安徽省简称“皖”就由此而来。南宋时始名“安庆” 含“平安吉庆”之意,别名“宜城”。

从清乾隆到民国年间,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省会和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庆素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禅宗圣地”的美誉。是历史上 “大乔小乔”、“不越雷池一步”、“六尺巷”等著名故事的发生地,是统治中国文坛近三百年的“桐城派”的故里,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为代表的徽班成长的摇篮,是黄梅戏形成和发展的地方。

(二)安庆的自然人文景观

安庆山川秀美,物产丰饶。这里有一柱擎天、雄奇灵秀的天柱山;有佛教圣地司空山;有“海门天柱”的小孤山;有“南国小长城”白崖寨;有“海上蓬莱”浮山,还有大龙山、鹞落坪、妙道山、薛家岗、花亭湖等数十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安庆江边的迎江寺振风塔,塔影横江。城内的“世太史第”、“探花第”、“太平天国英王府”等古建筑,保持了典型的明清建筑风貌;还有黄梅戏艺术中心、邓石如碑馆、黄梅阁、徽派盆景园、黄镇纪念馆等人文建筑,无不体现出安庆的文化气息。

(三)安庆的特产

安庆的特产很多,像岳西翠兰、胡玉美蚕豆酱、怀宁贡糕、桐城丰糕、江毛水饺等都在全国享有知名度,还有望江挑花、潜山舒席、宿松蜡染等传统工艺品也令人爱不释手。

四、屯溪老街与三河古镇

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黄山市的中心地段,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它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三代徽派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整个老街古色古香,被誉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街道狭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红色麻石板。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错落有序,全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徽派木雕、金字招牌、朱阁重檐,古朴典雅,技艺精湛。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马头墙,构成了徽派建筑的群体美。整条街道,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是我国古代街衢的典型走向。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闪现着耀眼的光彩。

三河古镇——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合肥古镇三河,因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三条河流贯其间而得名。三河镇具有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光。三河镇原是巢湖中的高地,古名鹊渚、鹊尾、鹊岸等。唐宋以后,这里成为鱼米之乡。三河镇于是就形成一个以米市为主的繁华商埠。明清时三河成为巢湖西岸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有“买不尽的三河”之说。

三河镇的古街也十分有特色。古街从古码头起,沿小南河向南绵亘约3公里。路面全是青石板铺成,古朴雅致,经历千百年风吹雨打,石面光滑润泽。老街两旁连片的古民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皖中少见的明清建筑群。白色的马头墙,小青瓦敷盖的双坡屋顶。梁柱上的雕花彩绘,再加黑漆鎏金的店招匾额,悬挂于门楣上的八角玲珑的挂灯,门前石礅旁的青苔,无不透溢着浓郁的古风神韵。

历史上三河古镇不光是商家云集之地,还是著名的古战场。镇上现存的文物古迹除古街外,还有太平军城墙遗址、城隍庙、古碑、三县桥等。

三河美食也十分出名,属徽派菜系,像“三河酥鸭”、“三河米饺”、“三河马蹄酥”、“三河茶干”、“三河米酒”等无不显示出水乡特有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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